近30年，中国大陆经济学重点研究的是对旧体制的改革问题，而在经济进入转型期后，学者们面临的是如何认识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大国垄断时代的发展方式、国际竞争策略和途径等，面临着研究国内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的解决方案、政体更新及和谐社会建立、反腐败与缩小收入两级分化等比创造增长速度更为复杂和难以破解的问题。但是，使人遗憾的现实是，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并不感兴趣，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被各种利益集团俘获了，他们寻求的是研究收入的最大化而非经济学家的责任，更不会敏锐地发现经济转型对学者们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在转型中，他们成为众人的靶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评价那些“主流经济学家”，而在于提醒学界切实要关注转型问题了。现在大多数学者还在用“九五”和“十五”计划时的思想研判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比如：引入式的资本运作，技术引入及集合式的公司升级，制造业输出式的加工贸易，国有企业资本转换及MBO等。对于这些类同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问题的研究，今天虽然还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和可应用性，但对经济学者来讲，重新定位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才是转型期的核心内容。比如，传统发展方式是“加法和减法的问题”，煤多了，价跌，随后必是短缺，价再涨、一涨必多，再跌；钢铁也是如此，钢少，国家建新钢厂，钢多，全力限产。对于这类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或许是正常的，但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转型后，就必须重新认识这种资源浪费型的“加减法模式”了。这时，再搬出凯恩斯和新供求学派甚至自由经济主义，肯定是不行了。
所以，我认为，研究发展方式问题将是转型研究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研究问题的价值取向或许也会得到调整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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