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经济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经典和权威读物，对经济全球化的现象、过程和影响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作者在回顾和评价全球化争论中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将全球化置于剧烈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变化的大背景之下，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国家及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的部门案例，为读者展示了21世纪全球经济“新地图”的形成过程。贯穿全书，作者强调空间层级和发展的地理不均衡性对于理解全球化过程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全球化是一个穿透各种空间尺度的过程，具有“地方”和“区域”维度，应将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等不同空间层级的地理过程紧密联系起来。本书为理解全球化和评估其影响提供了各种理论分析工具，是了解全球化的必读之物；也是经济地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学、管理学和国际商学研究领域最常使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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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球性转变”(Global Shift)最初立项以来的20年中，不仅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人们的“全球”意识也大大地强化了。“全球化”已经从一个在聚会上引起异样眼光的词汇，变成相当普遍的流行语(尽管它仍有可能引来异样的目光)。但它意味着什么?在那儿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尽管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大量涌现，但在各种观点和意见的漩涡中通常难以看出一个清晰的轨迹。世界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地方。全球性转变旨在通过展示全球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对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和社区有何影响，来确立一条清晰的轨迹。
我的基本观点是，全球化并非某种不可避免的终结状态，而是一组复杂、不确定的过程，很不均衡地发生在时空之中。由于这些过程，世界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本质和程度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某个国家(或国家的一部分)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可能会发生巨变。阿根廷目前(2002年)的经济崩溃就是一个例子。《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一篇文章给出了这样一个图示标题：“危机将阿根廷横扫到世界的底端”。
阿根廷可能是最常引用的例子，来展示将各国拉到一起的全球化力量。现在，阿根廷正走向相反的方向；尽管使出了最大的努力，还是陷入孤立之中。它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全球化的反面例证……21世纪全球化的象征开始变得像一些遗迹，而一代人之前已经消失的产品又不断回到现在……国际航空公司已经停飞了到美国和欧洲的直达航线，或大幅度削减了频次……电话也不怎么样：由于外国电话运营商……停止投资，这个国家的通信网络正在衰败。(《金融时报》，2002年6月22日，重点为作者所加)
一方面，我们对当前事件作长期预言要小心。在1997—1998年，当东亚金融危机吸引世界注意力之时，类似的充满注定覆灭的警告也出现过。但总体上，这个区域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恢复。另一方面，世界的一些部分，特别是次撒哈拉非洲，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仍非常低。
这些案例的教训是：理解全球经济变化的长期、潜在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正是本书的视角。在我看来，这些过程是被两个主要角色的作用及相互作用塑造出来的，即跨国公司和国家——它们处于一个动荡的技术环境中，其中交通和通信(特别是后者)方面的“空间压缩”技术是最显著的促进因素。当跨国公司重组其运行时，当国家政府试图建设或保护自己的经济体系时，以及当技术进步的步伐加快、本质改变时，世界上很少有地方不会被影响。这些变化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部门中，都是不均衡的。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将不仅仅检验变化的一般过程，也要分析它们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种类的活动(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具体体现。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从全球到地方的“自上而下”。不同地理层级的条件，本身就在调和、影响着“全球”力量的实际运行。事实上，任何全球的东西在最真实的意义上也是地方的。
本书第四版有明显的扩大，但总体结构仍保持不变——原因很简单，这个结构看上去是有效的。但是，不仅实证数据被全面更新，而且每一章都进行了彻底的修改、全面的改写，并增加了大量新材料。特别是，新材料包括了：
·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之间相互冲突的争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讨论。
·第四部分篇幅增加较明显，扩展了对发展、环境及管制问题的讨论。
·第三部分增加了部门案例，包括了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流通产业(特别是物流、零售和电子商务)。
此外，精心制作的解释框图增加到了200多幅，所有关键词汇都被定义并在全书交叉引用。我的目标是使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也能够阅读此书，但同时增加它对专业人士的价值。在这方面，每章都有对相关重要文献的详细注释，并与庞大的文献目录联系起来。本书是一本多层次、跨学科的著作。
我从世界各地朋友和同事的诸多有益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他们来自欧洲、东亚、北美和拉丁美洲。离开如此宽厚的网络，这样一本书根本不可能存在。一如既往，我在学术上(以及社交上)需要向他们感谢的太多，使我无法一一提及，而我的感谢之意是无比真诚的。但是，一些人值得在这里特别提及。首先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同事，特别是杰米·佩克(Jamie Peck)(他现在在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尼尔·科(Neil Coe)(特别是他对第十四章的价值非凡的帮助以及对其他章节的评论)、凯文·沃德(Kevin Ward)、诺埃尔·卡斯特里(Noel Castree)、杰夫·亨德森(Jeff Henderson)、马丁·赫斯(Martin Hess)和珍妮·约翰斯(Jenny Johns)，他们为我创造了一个非常顺畅的工作环境，而尼克·斯卡利(Nick Scarle)再一次给出了完美的示图。其次，我有幸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度过了六个月。这不仅有助于我与杨伟聪(Henry Yeung)合作的延续，也创造了与菲利普·凯利(Philip Kelly)和克瑞斯·奥尔兹(Kris Olds)的合作机会。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学术氛围。第三，我很荣幸地作为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SCASSS)院士在乌普萨拉(Uppsala)度过了一段时光，也加强了我与安德斯·马姆伯格(Anders Malmberg)、斯特·奥伯格(Sture Oberg)、艾什·艾米(Ash Amin)和奈杰尔·思瑞夫特(Nigel Thrift)的长久联系。第四，我在墨西哥蒙特瑞(Monterrey)的杜克斯(Duxx)工商精英研究生院访问，卡洛·布鲁曼特(CarloBrumat)和那里一批出色的研究生，一直是一个激励我的真正源泉。第五，一批同事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提供着鼓励和支持，特别是罗杰·李(Roger Lee)、瑞·哈德逊(Ray Hudson)、梅里·格特勒(Meric Gertler)、加里·杰瑞菲(Gary Gereffi)、埃米·格拉斯米尔(Amy Glasmeier)、埃瑞克·舍恩伯格(Eric Schoenberger)、亚当·蒂克尔(Adam Tickell)和宫町良广(Yoshihiro Miyamachi)(非常感谢他将本书翻译为日文)。我要特别感谢赛奇出版公司(Sage)的罗伯特·罗杰克(Robert Rojek)，他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乐于助人的、令人振奋的编辑；也感谢瓦尼莎·哈伍德(Vanessa Harwood)出色的出版工作。我真的非常感谢赛奇出版公司(Sage)的氛围。我也要感谢桂福德(Guilford)的西摩·温加滕(Seymour Weingarten)以及本书原来的编辑彼得·威斯克(Peter Wissoker)，我与他一起工作了好几年。当然，上述任何人不需要为本书仍有的缺陷负责。我必须加倍努力。
最后要感谢真正重要的人物：薇莱丽(Valerie)、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米歇尔(Michael)、萨莉(Sally)以及杰克(Jack)。正如我以前提到的，他们是一切的开始和结束。米歇尔和克里斯托弗拼读本书名的第二个单词(Shift)至今仍有困难这件事，一直让我难受(尽管他们的确在其他方面作了补偿)。薇莱丽容忍我经常不在身边(各种意义上的)，这不断使我感叹；但我想她知道我是多么感谢她做的每一件事。没有她，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彼得·迪肯
于曼彻斯特
后记
星期三的中午，校对完最后一行字，坐在办公桌前有些发呆。没有完成《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之时那种如释重负和兴奋的感觉；而是一丝平静。一方面，仍沉浸在作者那简明、睿智，有时又有些诙谐的语言之中，细细体味着他用简单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深刻道理，以及他在学术研究之中所贯穿的人文关怀。这些是除了本书所阐述的知识之外我们更应该学习的东西。另一方面，没有激动起来的原因，也来自一些遗憾——我们没能原汁原味地反映出作者的语言功底和风格。应该承认，本书比《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要通俗易懂得多，翻译工作的确容易些。但本书也存在难点，即如何将简明而严谨的英文翻译为相应的中文。由于中、英文学术写作风格的差异，以及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做到这种“简单”并不容易。例如，英文学术写作通常会使用大量副词来限定语句的意思(这不仅是习惯问题，而是思维严谨的一种体现)，而中文则更倾向于直来直去的表达。因此，在学术著作翻译上兼顾“信、达、雅”，对于我们这些中文写作功底不强的人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之事。当然，除了不能达“雅”之外，翻译中肯定也存在着错误和漏洞。在此，我代表本书所有译者恳请读者原谅和赐教。
在组织翻译《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之后，我再一次“不务正业”，从事英文学术著作翻译工作，其主要原因有三。首要原因是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第二个原因来自我与作者的友情；第三是出于对商务印书馆坚持“当代地理科学译丛”系列图书翻译的钦佩。自1986年问世以来，这本书已经在全球销售了十几万册，成为经济全球化相关课程最常用的教材，也是英美很多大学经济地理学本科课程的首选教材。本人在攻读博士期间认真研读了第三版，获益匪浅。当然，就在我们翻译第四版之际，勤劳的作者已经让第五版走进了书店!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地理学界，成为国际商务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重要参考书。作者在书中确立的研究框架，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并提供了理论视角。将这样一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介绍给国内读者，虽然耗用很多时间和精力，我还是从内心里愿意。
就我个人理解而言，本书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点。首先，它是经济地理学中第一本明确采用“全球”视角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是“区域”重新回到西方经济地理学视野的重要时期，学者们聚精会神地研究“第三意大利”、“硅谷”以及日本的经济成功所形成的新区域现象，创造了“新产业区”、“新的产业空间”等理论视角，所强调的都是地方性。而本书的出版，将“全球”视野带人了经济地理学，并将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等不同空间层级的地理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为全面“立体”地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现象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在近30年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次，本书在80年代全球化研究刚刚兴起之时就为之注入了地理“血液”，使地理学在全球化争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声望。贯穿全书，作者一直强调空间层级和发展的地理不均衡性对于理解全球化过程的重要作用，并坚持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穿透各种空间尺度的过程，具有“地方”和“区域”维度。这些观点为本书以及地理学在全球化研究中奠定了坚实的地位，也在决策圈中发挥了影响力。第三，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也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特别是在国际商务研究这类应用学科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地理学中不乏有关跨国公司的研究文献，但就分析的尺度和实证的广度而言，还没有超越本书的。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框架，为分析跨国生产组织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再加上丰富的跨国公司案例分析，使国际商务研究者和实践者可以洞察不同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的空间含义。除此之外，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作者在新版本中一直不断完善理论视角和更新案例素材，使读者可以追踪到新的理论进展及其在全球化研究中的应用。当然，这需要读不同的版本才能了解。
写到这里，禁不住要介绍一下作者(虽然相信一些读者已经熟知他了)。彼得·迪肯(Peter Dicken)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系教授，国际著名经济地理学者，英国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理学期刊《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的主编。他早年师从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大卫·M．史密斯(DavidM．Smith)学习经典区位理论，后来在行为学派和组织理论的影响下，逐渐脱离了新古典经济地理学，转向企业空间决策行为的研究。他提出的“企业一环境”研究框架，为开创工业地理和企业地理研究的新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影响着该领域的研究。在70年代，作者通过合作著作Location in Space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80年代以来，通过本书以及对企业的地方嵌入性、企业网络、全球生产网络等的研究，他成为了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地理学者之一。彼得·迪肯不仅拥有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具有特别的人格魅力——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以及超出常人的幽默感。这是接触过他的人们的同感(2005年我曾邀请他来北京进行短期讲学，听同学们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正因如此，他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并影响了他们。其中的年轻人，借用现今的流行语，都是他的“粉丝”，被戏称为Dickors。这些人中不乏当今知名的中青年经济地理学者，如Jamie Peck，Nell Coe，Kirs Olds，Henry Yeung，Philip Kelly等。通过Henry Yeung这座“桥梁”，我于2002年有幸认识了这位早已耳闻和“读过”的著名学者，并成了忘年交!
促使我再次承担翻译工作的第三个原因，是我对商务印书馆一直以来支持地理学发展的钦佩。该馆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就曾翻译出版过不少经典地理学著作，成为当年我们了解国外学术世界的桥梁。最近，在李乎先生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又开始组织“当代地理科学译丛”。我组织翻译的《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就得益于这个计划。尽管现今不少学者都可以读英文原著了，但对多数读者而言中译本还是需要的，至少读起来更省力一些。另外，由于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地理的理论知识积累处于一个重建时期，多读一些国外新著，无疑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十分有益的。此外，正如蔡运龙教授在“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序言中讲到的，时下我国学术界浮躁之风盛行。多读一些国外名著，从读书中学学别人治学严谨的态度和“慢工出细活儿”的精神，也是有益处的。因此，商务印书馆的“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就像一剂良药，对我们学术研究的“强身健体”益处多多。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地理学者向商务印书馆致敬。感谢李平先生、田文祝先生和张春梅女士(本书中文版的责任编辑)，感谢他们为促进我国地理学学术研究做出的努力。
我要感谢所有参与本书翻译的同事和朋友们——马丽、张晓平、丁琰琰、武巍和李莉。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再多一年的时间，恐怕我也难以完成此项任务。他们每个人的贡献都记录在本书之中(见各章尾)。由于我的空余时间实在不能满足进度要求，我没能亲自校对全书译稿，有两章是委托北京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班的丁琰琰校对的。但是，我自己应该为全书的疏漏之处负责。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彼得·迪肯，他将原书全部电子版空白插图提供给我们，大大减少了中文版的制图工作，提高了图件质量。
衷心希望该书中文版对国内相关学科的经济全球化研究，以及对读者理解经济全球化现象和过程有所裨益。
刘卫东
2007年4月
于北京上地“五松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