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法及诉讼制度专题研讨
陈刚：从宋代笔记史料探讨宋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审判原则
一 引言
中国古代根据案件所需判处的刑罚及有权作出判决的审级的不同，大体将案件分为两类。其中只需判处笞杖以下刑罚，知县一级即有权作出判决的案件，被称为“州县自理”案件；而杖罪以上案件，知县官只有预审权而无审判权，须报上级衙门处断，被称为“命盗重案”。而论及中国古代审判的依据，学界向来聚讼纷纭。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所罗门式的’卡地司法”，威格摩尔、勒内·达维德等皆持此论，认为中国古代“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办法应不受法律框框的局限，而要符合公正和人情的原则”；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则认为中国古代审判是一种“教谕式的调停”，“在听讼程序的范围内（指“州县自理”案件——引者按）知州知县完全不受法律拘束”；而美国学者黄宗智则通过对清代司法档案的实证研究，认为“州县官极少从事调解”，档案中的绝大部分案件都由知县，依法对两造的争讼作出明确的判决。
对此问题的讨论，不仅研究明清法制史的学者着墨颇多，宋代法制史的研究者也多有论述。因宋代流传至今的书判不多，最著名者为南宋时编就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下简称《清明集》），而其中多为“户婚田土”一类诉讼，恰属中国古代的“州县自理”案件，故学者们多以此类案件为立论的出发点。王志强认为：“《清明集》中书判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法条和情、理往往都是官员予以考虑和遵循的。”而其中，法律的规定却是司法官员首先予以考虑的。梁治平也认为《清明集》中所载判词除引法条作为判案依据外，还有天理、人情、礼义等内涵极不确定的概念。而邓勇则认为宋代的司法已然全面转向依据情理断案。
然则，何以对同一问题的探讨，且皆以同一部史料为出发点，学者们的结论却言人人殊呢？在我看来，是上述学者在论述宋代“州县自理”案件时，往往统而论之，不去深究具体案件的类型及性质，取其一点，不及其余。而社会现实往往极为复杂，在“好讼之风”日渐兴盛的宋代，司法官员们面对形形色色纠纷，所采取的因应之道也是因时因事而有所变化的。权衡于法意与人情之问，圆通地解决纠纷诚然是宋代司法官员处理纠纷时的指导理念，然而此一理念如何具体应用于纠纷，学界对此的论述却付之阙如。本文便尝试从宋代史料笔记所载的“州县自理”案件出发，具体分析宋代司法官员们在审理不同性质的案件纠纷时，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也就是司法官员是依据什么对不同的案件下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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