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魔窟头子一李士群
76号，是汪伪特工总部的代名词，它因位于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而得名。这一所原属国民党官吏的花园洋房，在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侵略者拨给了汪精卫伪政权的特务机关。从此，这里成为沉渣汇集之所，是敌伪时期发生的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等等罪恶的渊薮。
谈到76号，就会使人联想到这个上海人称之为“魔窟”的头子李士群，他是这个魔窟的始作俑者。李士群是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他早年参加过共产党，被捕后贪生怕死，自首叛变，成了C.C特务。抗日战起，他又与日特挂钩，甘心卖国投敌，充当汉奸，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
原是共产党的叛徒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因早年丧父，李士群同他的胞妹，由他的母亲依靠种田，抚养长大。李幼年在本乡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到上海求学，并参加了革命。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遂昌人，年龄要比李大五岁，他们的相识，是在参加革命以后（叶早年也参加过共产党）。叶的家庭经济情况比李要好得多，当她在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法政学院读书时，李在上海的生活费用，可说完全仰仗于
叶的。李后来为“C.C”逮捕，叶为李四处奔走，极力营救，对李可说是出过死力的，所以李士群在汪伪政府沐猴而冠的时候，事无大小，莫不受制于叶。甚至在一般夫妇关系上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李对叶也能极力隐忍下去，这都不为无因。
1927年至1928年间，李士群曾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在1932年于上海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逮捕。由于李贪生怕
早年的李士群
1928年我进复旦大学读书，李的妻子叶吉卿（当时尚未结婚）和李的妹夫谢云巢（抗战时期投敌后改名为谢文潮，抗战胜利后与叶吉卿一同入狱）亦皆在复旦读书。李常来复旦校外宿舍住。此时李经济相当困难，经常向我借3元5元，顶多10元，有时还有时不还。后来我在上海做生意，他仍做新闻记者，曾为丁默邨主持的《社会新闻》做编辑。他常到我的茶栈里吃饭，叉麻将。他麻将牌总是赢的时候多，另外也还是免不了要向我借点钱，我也总是应付他。他有钱的时候，也邀我到他家里去吃饭。
……1928年以后很长时期，李士群的名片上一直印着“蜀闻通讯社记者”职衔，并以此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他到我茶栈来吃饭叉麻将，对我的朋友都是用记者名片的。后来李士群对我说他在搞《社会新闻》，并说《社会新闻》是由陈立夫做后台老板，钞票“麦克麦克”（很多很多的意思）。我曾到过三马路绸业银行大楼的（社会新闻）办公室，看见过丁默邨、唐惠民、翦建午等人。这些人和李士群当时都是陈立夫在上海的C．C系分子。而以丁默邨为头子。后来丁任汪伪政府的社会部长，翦建午是社会部的什么长，唐惠民是李士群任汪伪江苏省省长时的省建设厅长。
——马世淦《76号霸主李士群》
丁默邨与陈立夫
丁默邨早年背叛革命，投入“中统”，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1935年，蒋介石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科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并，
成立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下设三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邨。他个子矮小，大家都叫他“丁小鬼”。“七七”事变前，左翼作家邹韬奋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提倡政治民主和对日抗战，颇受读者欢迎。“中统”也要办一个刊物来抵制
《生活周刊》，就派丁默邨到上海创办《社会新闻》。这个刊物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八?一三”事变后，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又一分为二成立“中统”与“军统”，分别隶属中央党部和军委会，均称调查统计部，原第三处裁撤……。
——陶菊隐《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
一出李代桃僵的把戏
李士群投敌后，为了效忠敌人，图得高官厚赏，向共产党组织隐瞒了他投敌事实，反而伪装忠贞，推说他到“C.C”控制的刊物去工作是一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革命才深入虎穴的。其实李是耍他叛徒的两面手法，想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借此窃取党的情报，向敌邀功。李士群当时和丁默邨朝夕相处，中共地下组织为了给他一次考验，便把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准备工作，交给了李。丁原系共产党员，背叛革命后，为了邀功求荣，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使革命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自应予以严厉制裁。李士群并不因此幡然醒悟，相反的却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
李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党，不得不对此有所交代。1933年下半年，他与丁默邨熟商之后，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马绍武以代丁。即或党要追究这一错误的责任时，李也可把它推到执行人员的身上，诿卸自己的责任。
马绍武，绰号马大麻子，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区长。
旧上海公共租界
这时马绍武到上海还不久，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活动在租界方面更为活跃，因之，他把特务活动的重点也放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特别以公共租界为主要对象。租界警权，虽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能染指，然而在迫害共产党方面，租界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派是一致的。同时国民党的许多特务一方面为非作歹，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把搜刮所得，在租界上花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荒淫无耻的生活，马绍武就是最好的写照。在马绍武被杀的当晚，他正与公共租界捕房的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里打麻将。当他吃完花酒，醉眼朦胧，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时，与丁默邨约好在外面守候的李士群便向马一指，随即有人向马开枪，马即应声倒地，而丁默邨亦佯装倒地，装做被击的样子，以便事后为自己辩解。双手染满鲜血的“C.C”特务马绍武，虽迟早逃不掉人民的惩罚，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自伙特务分子的阴谋下，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投靠日特，甘为汉奸
马绍武被杀后，“C.C”严饬“上海区”限期破案。经多方侦查，认为李士群、丁默邨嫌疑重大，于是把他们一并扣留侦讯。丁默邨被关在上海“C.C”的特务机构里，后经他的老友“C.C”高级干部、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保释出去，一无靠山的李士群则被解到了南京，由“C.C”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接收。押在瞻园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工总部里，经机要科长顾建中、情报科长徐兆麟公审后，由马啸天带到走马巷（侦查股与行动股的办公处）看押，“C.C”特务过去专门用以对待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这次李士群也一一身受其教了。曾在“C.C”上海区做过情报员的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闻讯后，携了大宗珠宝首饰，请求“C.C”上海区派人送她到南京，去看李士群。叶吉卿到了南京，把带去的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成德，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要他们对李士群多多照顾。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鬼都能使，何况这些惯于敲诈勒索的特务!马啸天与苏成德得了叶的贿赂后，从此，对李士群另眼相看。而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便干脆陪同叶吉卿，引见了“C.C”特务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弟，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徐是有名的色鬼，叶吉卿虽非生得千娇百媚，可也颇有几分姿色，何况叶又有求于他，正施展着全身解数，宁有不获这个色中饿鬼“大科长”垂青之理？因之，李士群是否与杀马绍武有关，甚至是否是个主犯，都变成了次要问题。不久在徐科长的一纸“手谕”下，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也算是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股”
马啸天，原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汪伪政权成立后，任汪伪特工总部第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及第二处处长，警政部政治警察署副署长、署长，后为首都宪兵司令部副司令。
叶吉卿做事狠毒泼辣，连李士群对她都一向奉命惟谨。抗战结束后，叶吉卿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处5年徒刑。1949年初由国民党政府开释，后旅居香港。
马啸天那里当了一名侦查员。1933年年底，李士群又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为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至于那件震动整个“C.C”的马绍武被杀案，在叶吉卿的努力下，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终于不了了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1月上海沦陷。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高等特务人员，本来奉命“潜伏工作”，但在南京沦陷前夕，李士群等人却从南京逃到了汉口。
这时，国民党为了加强特务控制，将“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它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又扩大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徐恩曾任局长。李士群等一行到了汉口，便被全部安置在旧日租界旭街“中统局”的职员宿舍里。平时办公则在黄陂路“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内，因为“中统局临时办事处”也设在那里。
1938年夏秋之间，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为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遗缺便落到了李士群的身上。李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奉命并领到了川资和特务经费后，先拿了一部分钱给叶吉卿，要她立即回原籍，自己便挟
着余资，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了香港。他不经粤汉路到广州去，而要从越南去兜个大圈子，主要是为了逃避“中统局”布置在广州一带的耳目，以免中途被截。李虽为自己做了这样的安排，可是在乌江渡口，仍遇上了“中统局”高级干部、时任财政部盐务督察处处长顾建中。李看到了顾，怕顾生疑，伪称在本部请示工作后，到香港去有一些事情，就回来的。顾虽是个老特务，却给李士群这一花招蒙过去了。
李士群与川岛芳子
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早就认为要在中国建立傀儡特务组织，最好要拉出国民党特务组织里的骨干分子来主持。因为他们富有反共活动的经验，可以驾轻就熟。
所以早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少将（即后来汪伪国民政府第一任最高军事顾问）通过国民政府亲日派的关系，将其亲信部属、号称中国通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安插到南京中华门外江南铁路（南京到芜湖线）的板桥车站任职，充当坐探，搜集中国方面的情报，并伺机拉拢国民党官员和特务分子。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中统局局本部曾通令所属严密侦察汉奸和间谍的活动。不久，该局接到邮电检查员报告说：“发现南京中华门内板桥火车站有一个女职员逐日收到外地寄来的巨额汇款，行迹可疑……”于是派李士群负责前往侦察。李到板桥车站去侦察几次，见这个女职员美貌多姿，顿起染指之念。但川岛芳子是做特务工作的老手，不易接近，未能得手。之后，南京国民政
府撤退到武汉，李士群也随中统局前往，仍被派在武汉担任侦察工作。
李士群到了香港，很快就搭上了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把李士群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李士群到上海见过清水董三之后，清水便着李士群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李自然满口应允。于是，由共产党叛徒变为中统特务的李士群，再变为日本侵略者的鹰犬、叛国投敌的汉奸了。
有一天，他在汉口市区巡视，瞥见川岛芳子，当即追踪，伺机搭讪，逐渐熟识，并经常偕同出入交际场所。川岛来汉口，是奉影佐指示，继续进行间谍活动，物色情报对象。在一次酒后，李士群暴露了身份，川岛认为是可以利用的对象，就逐渐接近，卖弄色相。李士群神不守舍，往往泄露机密。川岛为进一步加以控制，又以身相许，满足李的欲望，并诱以金钱物质享受。李士群从此落人圈套，任其摆布。当上了汉奸。
川岛芳子要李士群提供各种情报，李士群照办不误。川岛为牢牢控制这一猎获物，进而与李同居。事为中统的其他特务察觉，遂向局本部检举李的不轨行动。如为中统局知悉，李士群立即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可是偏偏事有凑巧，这份报告落在李的至友，当时的中统局秘书丁默邨手中。丁和李不但是中统老同事，而且曾合办过《社会新闻》刊物，有深厚的交情。丁立即给李士群透露了消息，要他注意；并为李向中统局领导作了解释，李对丁自然感激万分。
为防再有败露招祸，李士群与川岛芳子几经密商，决定在武汉沦陷后由川岛介绍他与影佐少将接头。李倾心表示，甘供驱策，随即去上海与“梅机关”领导人晴气庆胤中佐和沪西宪兵队队长见面,李被任为沪西宪兵队侦缉队长。
——姜颂平（76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副处长）《李士群其人其事》
二、汪伪特务机关建立始末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华北及华东一些城市后，为了巩固已得地盘，作下一步进攻的准备，曾施放和平烟幕弹，妄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诱降活动。而中国居然也有些动摇分子准备上敌人的钩，汉奸卖国贼更穿插其间，散布抗战必败的悲观论调和种种谣言，意欲影响当时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开始，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汪精卫等在求和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才有1937年冬季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的调停；但由于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甚高，同时因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胜利而气焰嚣张，条件苛刻，蒋介石最终拒绝了陶德曼的调停。
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激起全国人民的谴责与愤慨，也引起蒋
介石的忌恨。蒋介石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也多次受命刺汪。汉奸们在人民怒火包围中惴惴不安，为了求得苟安、进行报复和镇压抗日群众，讨好其主子，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逐步建立和扩大了特务机构。
从汪伪特务机构建立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抗战初期，汉奸、投降派相互勾结利用的一个侧面。
大西路67号
李士群到了上海，赁屋居住在大西路云飞汽车行对面67号（今延安西路665号），这是一幢坐南朝北的小洋房。为选赁这样一幢房子，李士群煞费了一番苦心。
当时上海业已沦陷，但租界依然存在，仍在英、美、法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尚未直接侵入，汉奸们也不敢在租界公开活动。上海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也对汉奸分子采取暗杀等手段。而李士群来到上海，手里一支烂枪都没有。那时他纵然无力杀人，但如何苟全自己，不能不深思熟虑，细加斟酌。他辗转托人，才租到了这幢房子，李万分满意。这倒并不是由于这幢房子建筑新颖，装修考究，而是由于它的环境，正符合李的要求。这幢房子对面路北的云飞汽车行，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是隐
上海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图为1937年9月，有人于上海附近城镇墙壁上书写抗日标语。（秦风老照片馆/供图）
藏不住人的；它的西邻，是谢筱初的家，自可毋需多加注意。使他最为惬意的，是他的东邻。它既非住家，也非商店或工厂，而是美国兵营。李士群知道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决不敢为杀一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自找没趣。因此，这个邻居，无异做了他的保镖。李士群不时向人自诩：“人家坐的保险汽车，我却住了保险房子”，足见他对这幢房子的满意了。但这毕竟还是他主观的想法，实际是否真能这样，自己也无法作出答案。为求保命，与重庆的（国
于是想通过人事关系，“军统”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的前身是“复兴社”的特务处）发生一点微妙关系。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驻上海的特派员是章正范，章是李士群在与丁默邨、唐惠民编《社会新闻》时的熟朋友。李知道章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是幼年的拜把子弟兄，而汪则是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学生”，由于杜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是拜把子弟兄，所以，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十分之九都与杜有关。汪也因杜的关系，与军统有一些接触，李就利用章的牵线，与汪曼云见了面。首次见面的地方，就是在大西路67号李士群这幢保险房子里。汪之愿意与李士群见面，也有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时上海的英、法两个租界，虽仍存在，但租界四周，毕竟业已沦陷，美、英、法等国对日本也有所顾忌。日本人要在租界里捉人，虽有一些规定的手续，但仍无异探囊取物，要抓谁就抓谁。所以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虽把自己打扮得像敌后“抗敌工作者”模样，实则不仅一无斗志，且时时恐惧着怕给敌人抓去，想预先铺好一条通敌的路线，以备万一出了事，有一条后路可走，免得吃眼前亏。汪曼云就是这样想的。因而一经章正范从中牵线，便欣然从命去看李士群。
展开
——83岁的上海胡姓老人
“七十六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丁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他们搜尽了三山五岳的谷物，弓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杀气滕滕，六年中在上海制造出不少令人震栗的血腥事件，假如汪政权六年中的措施，最值得令人诟责的话，“七十六号”的所作所为，至少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是特工机关，我向来对那班人正眼儿也不看一看的，偶然却把来当作闲游之地亦无不可……原来凡特工机关，都是政府所组织的，奉令执行秘密工作，自然就带阴怪严冷的性格，七十六号则靠上海一班白相人打出来，所以有江湖豪杰之气。七十六号是到后来才变得也是阴惨严冷的纯特工机关。
——胡兰成《今生今世》
工部局总办费利浦……对以“76号”为大本营的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特工总部的活动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说道，这一组织“营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威胁了上海和平与秩序”……如果不对这一组织加以约束，则新设想的沪西警察部队能否给歹土带来新的法治和秩序，是颇可怀疑的。
——（美）魏裴德《上海歹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