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念史稿》的形成
五
无论《全集》的编辑还是许多学习沃格林思想的学生，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在沃格林晚年，他也反复谈到这个问题。考虑到我们所了解的“观念史”的起源，沃格林有关“放弃‘观念史’”的话看起来并没有说清楚引起这个计划发生变化的复杂过程，对于没有机会研究20世纪30年代著作或者“观念史”原稿的读者来说，这些话反而使问题更不清楚了。于是，像《自传回忆》（写于1973年）中那些明确的话语可能使读者走上错误的轨道。当沃格林说：“我必须放弃‘观念’，作为一部历史的对象，同时确立现实的体验——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宇宙世界的——作为要通过历史进行探索的现实”，他[17]看起来要说，“观念”，无论是否是政治性的，都要被废弃，因为它们对于研究现实来说是无效的理论方法——也就是说，在人为地对现实所进行割裂中，它们只不过是这种割裂方式最后的一点残迹而已，而这种割裂的方式从笛卡儿到各种新康德主义的方法一直统治着西方的“科学”。
但是如果“观念”不是理论探索的对象，我们就必须问自己，为什么直到最后“政治观念史”的作者仍然向他的出版商坚持说，他一定会提交这样一部历史，同时为什么在贯穿40年代的他的通信中，看不出有意识地、故意要抛弃这个最初的计划的痕迹，而我们看到的材料却是有关要增加内容和深化1939年已写部分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通过沃格林的工作，“政治观念”安然地经历了那些引出《次序与历史》的改变，但是它们在地位上却被衰弱了，它们必须从核心位置被移至理论研究的边缘？这些特点都可以用来解释这个发展过程，但是为了理解这些特点，学习沃格林思想的学生必须严肃地问这样一个问题：当沃格林一开始同意撰写一部观念的历史时，这个“政治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令人并不意外的是，多数旨在回答这个问题的系统性尝试都可以在“观念史”初稿的序言中找到。这篇文献早在1940年3月就存在了，这一点我们从明茨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知道在这封信中，明茨就沃格林对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理解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这篇序言之所以十分重要，不只是因为它呈现了沃格林对他“观念史”的主题和方法的最早的理论性陈述。更重要的是，它是对自30年代早期沃格林工作中产生的问题及其阐述的延续，这非常吸引读者，这种延续性也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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