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男，1948年8月出生于南京。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社会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家博士后管委会法学教育学学科组专家、全国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网络社会交往》等专著多部和《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教材十多本，撰有《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的再认识》等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等。

    现代化并非只是“宏大叙事”，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正所谓“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最早使用“现代化”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就是从个人观念与行为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他的得意门生英克尔斯关于人的现代化特征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也闻名于世。沿袭传统的观念和行为习惯，肯定不是现代的人；那么，一反习惯、紧跟时尚就是现代的人吗?恐怕也未必。每天醒来都能遇到以前见所未见，或闻所未闻的新事，我们怎样面对?在瞬息万变的场域中，我们还能寻找到值得信守的恒常之物吗?在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里，我们的精神家园又在哪里？我们对所有这些领域都充满了困惑！
    现代化当然不是我国所独有的，恰恰相反，西方发达国家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它们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是世界“近代史”中的事情。到了现代，它们那里已经在探讨乃至出现“后现代”了（也有人把“后现代”视为真正的“现代”）。显然，“现代”、“后现代”并非只有它们在字面上所体现出的“时间”蕴涵。同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先，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现代化在后，那么，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究竟是不是“西化”，又成了悬而未决的难题。
    在中国，相对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现代化”概念，“现代性”概念就没有那么普及、那么流行了。然而这两个概念一体两面，知此才能识彼。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个人、组织、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现代性”，是“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现代化”则是获取“现代性”的过程。各国各民族由于历史背景、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不同，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肯定千差万别，但其所演进的目标即“现代性”却是普适于人类社会的。这种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当然不是人们先验的产物，也并非冥冥之中的宿命，它在各国各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被创造出来，又不断得到完善，最终积淀而成。因而“现代性”的图景极为广阔，且具有动态性，是一个不问断的理解与建构的过程。

“现代化”与“现代性”
一、“现代”、“现代性”与“现代化”三个概念的内涵
二、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诠释
早期探索中的“二分法”倾向
一、孔德早期对“现代性”的探索
二、斯宾塞的“工业社会”和“军事社会”
三、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四、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
五、其他学者提出的二元分析模式
六、马克思的“二分法”
韦伯的“理性化”分析路径
一、“现代性”就是“理性”，“现代化”就是“理性化”
二、新教伦理——经济行为的“理性化”
三、“官僚科层制”——社会组织管理的“理性化”
帕森斯的”现代性“研究纲领
一、五对“模式变量”——“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的全面概括
二、“AGIL”——结构功能体系的经典模型
三、“DAIV”——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
经济学视野中的“现代性”
一、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二、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论”
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
四、“现代性”的本质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政治学视野中的“现代性”
一、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多伊奇的政治发展理论
三、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
文化学视野中的“现代性”
一、“现代性”的三重文化含义
二、“现代性”的三大隐忧
三、关于文化结构的几个理论界说
四、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五、小结
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一、早期的小康和现代化指标体系
二、当前的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
三、“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及其启示
面对全球化的社会学重建
反思“现代性”
颠覆“现代性”
重建“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