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2年,美国独立战争大局已定,在筹备立国之际,有人主张实行君主制,提议华盛顿称帝。华盛顿接劝进书后当即复信,“表示深恶痛绝,斥之为大逆不道”,并且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会,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华盛顿的高尚人格体现在他对共和的真诚信念中,他不愧为当时最先进的政治信仰的优秀代表。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本质上说并不决定于领袖个人的政治品质。如果作一次反历史的臆测:华盛顿倘若真想称帝,他敢这么做吗?对美国殖民史有所了解的话,便不难作出否定的答复。似乎偶然的历史事件其实大都有其必然的社会基础,也就是所谓“时势”吧。
两百多年来,美国的政体大致不变,宪法基本维持,没有出现公然践踏法制的铁腕领袖。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哈佛大学一门社会学序言课中这样说:有人曾经问他,“在这个毛病百出、千变万化的当代美国,还有什么你认为是靠得住的?”贝尔想了一下答道,“我知道每隔四年会举行一次总统选举,这点大概不会变。”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已如四季轮转似的自然,这起码说明了体制在最根本的层次上运作还算正常。确实,哪怕在战火纷飞,陈尸遍野的南北战争期间,总统选举也照例不误,林肯在全面负责战事的同时,仍然不得不进行竞选,接受政治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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