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在于王安石的个人品德修养有着严重的缺陷.他没有“挫其锐，解其纷”，自己没有主动和守旧派进行沟通.而是对守旧派的主力采取看不起的态度，进而采取打击报复的态度，激化了矛盾。虽然守旧派认为应该考虑士大夫的既得利益，但很多人主要是认为新法的一些措施不符合现实。如果王安石能“和其光，同其尘”，与他们进行交流，向他们请教一下新法有哪些方面不成熟，怎么制定可以更好，可以更符合实际，守旧派受到了尊重。也就不好意思大张旗鼓反对变法了。但王安石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矛盾激化后，守旧派产生了对王安石的仇恨，从此死心塌地反对变法，只要是新法，既使符合现实，也一概反对。
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为一些奸邪之徒所利用，新法真正对百姓产生福利的部分是很少的，这种情况不幸为守旧派所言中，王安石在政治上、经济政策上的幼稚可见一斑，王安石是个空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是他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王安石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只适合作个思想启蒙者。
不论是道德修养很高的人还是常人，都诞生在红尘中，生存于红尘中，是不能回避红尘的，成就也就在红尘之中。形身在尘，修养道德在尘，成功在尘，服务于众生也在尘，这才叫做真正的“同其尘”。在这个“同其尘”当中，不断地保持和强化道德修养的成果，维护心身道德能量场，在这个世俗的尘缘当中出污泥而不染；既和光同尘，又不离道失德，用道德的身心奉献百姓众生，影响和教化众生，这就是“同其尘”的真正含义。炼己最好的地方就在社会当中。就在家庭当中，就在工作单位之中，就在社会之中。
“和其光，同其尘”对于要做成什么事情是很有帮助的！古时候，大禹治水，在治水的同时以及完成治水工作以后，他命负责环境的大臣伯益，组织起一批人来进行测绘工作，并且亲自参与实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土考察。在治理水患和考察活动中，大禹非常注意入乡随俗的礼节，特别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而从来不把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边的少数民族。
曾国藩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作尽，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的确如此，这个训诫给那些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的人敲响了警钟——无论修身、治世，都不能盲从于自我主观欲念。要克制自我，去其贪妄，用心良善，自觉遵循客观规律。
《易谦彖》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蕴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意思是说天道、人道、鬼神之道皆厌恶满盈骄横，人富且骄，岂不是自取其害。刘瑾骄纵而亡
明朝的宦官以专权而著名。最贪婪专权酌是号称“立皇帝”的刘瑾，他当权共五年，可谓富贵齐天，却为富不仁，为贵不义，骄奢淫逸，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刘瑾原来姓谈，后来他靠一个姓刘的宦官引见得以入宫，此后便用刘姓了。刘瑾在明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珍惜，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于是，刘瑾便千方百计地讨好、侍奉当时只有10多岁的太子。
弘治十八年，明孝宗因病去世，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八名太监得到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烈专权跋扈。隐瞒着皇帝为非作歹。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在内宫监任职。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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