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两封电报，毛泽东和中共没有给以肯定的回答，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br> 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巨大困难，根本无力出援苏联。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已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损失6000余人，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同时，日本侵略军改变对蒋的政策，而将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八路军、新四军。<br>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反动势力更加暴露出反共的真实面目。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集50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我军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人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不仅如此，不少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部队投降日本，充当伪军，与日军一齐夹击八路军、新四军。有些中间势力也为一时的形势所左右而向右倒。日伪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重点，对解放区反复“扫荡”、“清剿”、“蚕食”、“铁壁合围”。例如：1942年4月，日寇集中3万兵力对靠近长城东段的冀东根据地进行“扫荡”。冀东主力部队转移到长城以北，热河的南部山区。敌人在长城内外制造东西700里，南北80里的无人区，使我部队活动十分困难。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发生水、旱、虫等严重自然灾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从1941年起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这种局面一至延续到1943年秋，造成我军减员。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为近40万人。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茶，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八路军、新四军抽调部队离开根据地与敌人硬拼，结果除了惨败、灭亡，很难想像还会有什么好的结局。这无论对苏，还是对中共、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不利的。<br> 希特勒在莫斯科失败后，放弃了全面进攻的计划，集中全力于1942年7月发动了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夏季攻势，即斯大林格勒战役，企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要道，以窒息莫斯科。此时，日本虽忙于太平洋战争，但仍有不少传闻，说日本将配合德国进攻苏联。<br> 当时苏联无法确切地判断这些传闻的真实性。为防万一，苏联一方面积极组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另一方面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此，斯大林曾三次致电毛泽东。在第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要求我们抽调八路军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毛泽东研究后回电说：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br> 不过，到1942年9～1O月问，毛泽东已大致明白了斯大林的想法：苏方正在部署斯大林格勒战役，准备与敌决战，但又有后顾之忧，深恐在西线与敌决战的当口，日本乘机出兵苏联远东，配合德军的进攻。但是斯大林始终没有直接向我们讲明他的战略意图。<br> 于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还是以国际主义的精神，认真地分析了斯大林的电报后，开始把罗瑞卿、杨成武，以及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形势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很有远见的。它既未暴露自己的目标，没有打草惊蛇，又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进可以帮助苏联牵制日军，退可以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避免我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它还为抗战胜利后我军迅速进入东北，收复失地做好了准备。<br>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二次来电说，可否分批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交界地区轮番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这个方案，也被毛泽东否定了。<br> 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来电，建议中共中央考虑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br>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结束。此后，苏德战争前线形势日益好转，红军逐渐转入全面反攻。至1944年十月革命节前夜，苏德战局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红军步步进逼，使敌人不断后退，喘不过气来。<br> 此时，苏军东线之患再也不成其为忧了。<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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