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作为一门对人类一切宗教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的学问，属于十大人文科学之一。本书作者从汗牛充栋的西方宗教学著作中选择了50本名著对其进行提要，有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原始文化》、《宗教经验之种种》、《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宗教人类学》、《生存人类学》、《生存神学与未世论》、《论基督徒》、《过程神学》等著作。
    本书收录的主要是西方宗教学创立以来的著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以期通过这些著作来反映西方宗教学的大致风貌。根据实际情况，本书以中译本的西方宗教学名著为主，同时也适当收入了少量十分重要而尚未译成中文的外文原著，以使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富。 本书从已译成中文的当代基督教神学著作中选择了少量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放在宗教学名著之后，供读者参阅，以便从更广阔的背景或领域来了解当代西方宗教学的发展态势以及与基督教神学互动发展的进路与特色。

    序一
    吕大吉
    孙亦平教授日前来信说，她主编的《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就要出版问世了，她希望我为这部书写篇序文。单从书名即可想见本书的内容必将开阔宗教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把我国的宗教学术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本书的出版无疑是个大大的好消息，既是亦平教个人之喜，也是宗教学术界之幸。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受到鼓舞。故欣然从命，以抒所怀。
    宗教学，作为一门对人类一切宗教进行综合性比较研究的学问，属于宗教研究之基础性理论学科。在改革开放年代之前的中国学术之林中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除了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宗教问题的几句“名言”外，对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的宗教学或比较宗教学几乎没有知识。个别学者即使有点接触，也不过只是知其皮毛，谈不上升堂人奥，探其究里。西方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有句话说：“只知道一种宗教者，对宗教一无所知。”这是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不仅在宗教学术研究中适用，也对各种文化学术部门适用。因为各种文化学术和宗教学一样，如果你只知道惟——种学术思想（主义之类）或惟——种宗教，那在你面前就没有任何可资比较的参照系，你也就因此而丧失了理性判
    断的能力，这种宗教或主义就会成为你心中惟一的上帝或神圣，变成膜拜的对象和独断的信仰。你信之惟恐不专，拜之惟恐不诚，又何谈真正的学术研究!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儒家之学独享尊荣，文入学士生活在经学和理学的阴影之下，就只能在“子曰”、“诗云”中打圈子。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一花独放，所谓的宗教研究事实上变质成了某种单纯的无神论宣传，甚至在“与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的口号下成了“消灭宗教”、“破除四旧”之类极“左”思潮的工具。历史教训无情地证明了缪勒的那句名言的真理性。一种学术思想的独断统治，不仅窒息了学术发展的生命力，使人的智慧与知识趋于萎缩，甚至还给社会实践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
    宗教研究和一切学术研究一样，它的兴旺发达需要一系列的条件。除了政治环境要求宽松一些这一根本性的条件以外，对于研究者本身说来，我认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学术上要有一种摒弃独断论的开放精神。首先，我们中国的宗教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持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确有合乎科学的成分（例如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等），不应像有些人那样盲目否定，弃之有若敝屣；另一方面也不应像极“左”年代那样，把它绝对化，说成是“惟一科学”的绝对真理。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应以前人为借鉴，以真理为良师，采百家之长，通古今之变，以博大的襟怀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宗教学术研究。说到这里。我们要感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它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的终结，吹来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春风。随着社会变革的进程，我国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都有日新月异的发展。至于在我们从事的这个宗教学术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说出现了真正的繁荣。20年间，宗教学术的各个分支学科，如：综合性的基础理论研究（比较宗教学、宗教学说史、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与历史……）、佛教研究、道教研究、民间宗教研究、各民族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研究、基督教研究、伊斯兰教研究……都有大批论著问世。其数量之多、方面之广、水平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我国人文学科之林中，宗教学研究已经占有突出的位置，受到广泛的重视。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只有把这些成就当成未来学术长征的立足点和起跑线。
    ……

    泰勒指出，研究古代文化遗留的意义重大。因为对于进步的文化。以及所有的科学文化，比较高层次的态度应该是，尊敬前人，但不卑躬屈膝；从过去获益，但不为了过去而牺牲现在。公正的研究可以向我们证明：我们的观念和习俗中许多东西的存在，与其说是因为宅好，不如说是因为它老。但是，当我们遇到有害的迷信的时候，我们掌握了这样的事实，这事实证明了迷信是蒙昧文化所特有的，是同高级文化不相容的东西，而高级文化是力图消灭它们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跟这些迷信做斗争的令人信服的论据。了解现代文化和最原始的蒙昧人之间的那种直接而密切的联系，那么，谁就不会再去责难那些注意和用力研究最低级和最不重要的民族学事实的研究者。
    三、感情语言和模拟语言
    在探究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把各民族不同文明阶段的语法和词典都加以比较，就可见在语言方面，现代人似乎还是大量地使用着蒙昧人的表述方法，只不过在解决细节问题上有所扩充和改进。泰勒认为，感情语言和模拟语言是原始语言的基本特征。语言中直接表达意思的是声音成分。如果将所有语言加以检验就会发现，人们天生就能直接发出这些声音，并能直接理解它们。这些语音所具有感叹或模拟的特征，具有并非是人们从父母那儿继承下来或者从外国人那儿借取过来的意义，而是直接取自声音世界并用之于感觉世界的意义。泰勒认为，在一切语言中，一大批语词都有一个适应与变更的长期过程，概念与声音的联系在此过程中还不能被明确地辨认出来，就产生了对语言起源的推测。
    泰勒通过调查而发现，蒙昧民族具有高度的语言才能，可以直接用带情绪的声调和感叹词表现出自己的思想，用惟妙惟肖的模拟音表达自己的情感，包括重新产生他们自己作为思想表达方法的直接带情绪的发声，并能把新产生的语音引入他们原有的语言词汇之中。同时，组成口头语言的各种成分，如说话、悦耳的韵律和语调中的姿势、面部表情、情感声调、强调、力度、速度等，以及元音辅音的组成物，都构成了清晰说话的要素。通过追溯语词的历史，特别是感叹词、模拟声以及它们的派生词和或多或少具有同源特征的语言中的某些其他成分，就可以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语言当中，寻找到更多证据，以说明语言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泰勒认为，人与人用语言进行交流时，其身体各部位姿势的变化，与其情感变化的细微层次是一致的，因此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和情感声调就成了说话的三个重要因素。身体各部位的姿势包括人的外表状况、肢体姿态、面部表情，这些都被视为是口头语言的重要附加语。当人们彼此注意时，特别留心对方的面部表情。可见面部表情无疑是一个征兆，它展示出说话人的心态，展示出他的各种情感——喜悦或厌恶、骄傲或谦卑、坚定或怀疑等。情感声调则直接表达了说话人的感情，它与身姿表达方式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
    如果将身体姿势、面部表情和情感声调这一切影响说话的成分排除掉，就可把说话进一步缩减在常规的清晰语音系统之内加以分析。语法学家和比较语言学家们，习惯_}：把这个语音系统看做语言。这些清晰的语音，能够用元音和辅音记号大致记下，并配以重音符号或其他有意义的符号。任何学过给每个字母一个正确发音的人，都可以朗读这些书面记号。元音由悦耳的音质和音高来决定。音质不是独立确定的，它依赖于伴随基音一起发出的和谐泛音。音高的作用在于通过升调和降调使其赋予不同的意义。辅音的原理要比元音原理晦涩得多，它们不是像元音那样悦耳的振动音，而是陪伴元音的噪音。这类噪音不可避免地数量庞杂。世界上每一种实用的语言或方言，都是挑选出有限的一批确定的元音和辅音，并保持每个音大致过得去的精确性，将之称为语音字母系统。世界上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的一套语音系统，而且这种语音系统，在世上数不胜数。泰勒指出，全世界的人发音器官都具有紧密的一致性，最殊异的语言，其语音系统也包含普遍的共同性，使我们有能力借助一套字母系统，把任何一种语言的绝大部分材料大致记录下来，甚至还可以解释同一语族语言中还在持续的、明显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是如此广泛而有规律性。
    感叹词是一种以声音直接表达意义的词，它是某种类似于动物嚎叫的广延的“粗野声”。语言学家们之所以重视感叹词，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它们表达感情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为了追溯考察它们形成较完整词类的经由过程，包括从低等动物的精神状态，直到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类语言。泰勒举例说明，动物与人结构相似，叫唤动物的声音通常被不同国家的人们大范围地用作感叹词。拟声词和纯感叹词也能真正表达人们的感情。人类各民族中叫喊表达方式的普遍共同性，是他们形体与精神密切统一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泰勒指出，无论是文明人开玩笑编出来的词，抑或托儿所里儿童说出的话，其类似物，在蒙昧民族和原始部落真正的精神成就里，都不难发现，这个道理，大概可以作为民族学的准则。
    人们的词语中的一部分来源于模仿大家都听到的声音，对动物叫声的模仿和对乐器音调的模仿已经构成了表示动物和乐器的词。事实上，这些模仿的词汇构成了一个进入语言学领域的简易人口。因为，没有一类词汇比单纯的声音模仿词更能看出完整的词汇模仿的起源。但象声词最终进入一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必须遵循该语言的变化规律，其中包括语音的转移、组合、衰微和改变，甚至会越来越失去象声词最初的特征。这对于造成语言变异的人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只要求词汇表达一个确切的思想，但却给那些现代的语言学家按迹探源、追溯词汇最初模仿的那个声音设置了障碍。由声音伴随的表示人类动作的词汇形成了词汇中大量的、易懂的一类词。这种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可能碰到的现象，使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类模仿词汇形成的基本原理。
    泰勒指出，人类的模仿天赋产生出适合人类含义的象声词，并将新词源源不断地“输”进词典。通过改变词汇的含义，使之具有另一种合适的声音的语言倾性所产生的结果，比改变词汇意义使之产生新义的倾性产生的结果更为巨大，也更为重要，因为作用于动词词根的声音象征性的改变似乎是无限的。通过进一步扩展、修正或者说是润色，声音能够产生与手势（姿势）语极为相似的效果。
    在儿童语言和野蛮人广泛使用的语言中还有一个有趣现象：一方面通过使用元音的划分音阶来表达距离不同的概念方式，以此可以得出世界上各个地方的语言产生的过程，那就是通过声音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相类似的天才的发明；另一方面，通过变化元音产生的词汇的差别在不同的性别之间也能表现出来，这已经在儿童语言中得到证明。泰勒经过分析宣称，以自我表现观点为标准的词汇分类集，可以把世界各地被人们认可的各种语言网罗在内，这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个物质基础。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最初形成在远古人类所处的低级或野蛮文明条件之下，这种理论，一般地说，与我们所知的语言学事实紧密相连。泰勒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语言可以看做是较低级文化的原始产物，经过多少年的改进和选择而被人们所接受，这也许或多或少地与现代文明对语言的充分需要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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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吉 序一
卓新平 序二
孙亦平 前言
麦克斯·缪勒 《宗教学导论》（1870年）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1871年）
麦克斯·缪勒 《宗教的起源与发展》（1878年）
威廉·詹姆斯 《宗教经验之种种》（1902年）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年）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1910-1922年）
爱弥尔·杜尔凯姆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1913年）
马克斯·舍勒 《爱的秩序》（1913-1917年）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1915年）
鲁道夫·奥托 《论“神圣”》（1917年）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金枝》（1922年）
马丁·布伯 《我与你》（1923年）
恩斯特·卡西尔 《神话思维》（1925年）
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1925-1926年）
威廉·施密特 《原始宗教与神话》（1930年）
亨利·柏格森 《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1932年）
范·德·莱乌 《宗教的本质与表现形式》（1933年）
列夫·舍斯托夫 《雅典和耶路撒冷：宗教哲学论》（1938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
米夏·伊利亚德 《宇宙和历史》（1949年）
埃利希·弗洛姆 《精神分析与宗教》（1950年）
拉德克利夫·布朗 《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1952年）
米夏·伊利亚德 《神圣与世俗》（1957年）
克里斯托弗·道森 《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1958年）
约阿欣·瓦哈 《比较宗教学》（1928年）
约翰·希克 《宗教哲学》（1963年）
埃文斯·普理查德 《原始宗教理论》（1965年）
彼得·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1967年）
彼得·贝格尔 《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的再发现》（1969年）
罗伯特·N·贝拉 《超越信仰：后传统世界的宗教研究》（1970年）
英格 《宗教的科学研究》（1970年）
R·露伊卡 《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1973年）
埃里克·J·夏普 《比较宗教学史》（1975年）
约翰·麦奎利 《20世纪宗教思想－1900年-1980年的哲学与神学之边缘》（1981年）
赖齐克·柯拉柯夫斯基 《宗教：如果没有上帝……》（1982年）
罗纳德·L·约翰斯通 《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1983年）
斯特伦 《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1985年）
布朗 《宗教心理学》（1987年）
邓尼丝·卡莫迪 《妇女与世界宗教》（1989年）
加里·W·特朗普 《宗教起源探索》（1990年）
卡尔·巴特 《教会教义学》（1932年）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狱中书简》（1951年）
保罗·蒂里希 《文化神学》（1959年）
约翰·麦奎利 《谈论上帝》（1967年）
汉斯·昆 《论基督徒》（1974年）
小约翰·科布、大卫·格里芬《过程神学：一个引导性的说明》（1976年）
J·B·默茨 《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1977年）
H·奥特 《不可言说的言说》（1978年）
孙亦平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