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索姜、桂、附治疗疾病的规律，到他那里来的每一个病人，他都会整理、记录病案，所以他从50年代，就开始把每一个到他那里治病的病人都认真记录了病历，并且装订成册，连续三十余年，积累了几十万人次，五千多万字的病历资料，每一个病历都是一个医案，如果要出版这一系列的医案，那就太多了。可以说这些东西是继承、研究、整理卢氏学派理法方药的一个重要资料，也可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把他们这几个人，应该说是几代人举出来，介绍给大家，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想说明的是，他们代代人都是经史根底深厚，他们都崇尚经典，他们的涉及面都很广，他们对《周易》研究很深，所以他们都能成为一代名医，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既是名医，甚至也算得上是最负盛名的中医大家。
在这里面，我要谈一下云南中医学院的吴佩衡、上海的祝味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们的一些文章或介绍？以及成都的范中林、田八味。在《思考中医》里面，刘力红提到了田八味。那么这些人到底跟“卢火神”有什么关系呢？我祖父在辛亥革命以后，也就是1911年以后，在上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在成都开设了一个“扶阳医坛”。他讲什么呢？这个“扶阳医坛”主要讲《内经》、《伤寒》、《金匮》，《神农本草经》以及郑钦安的三部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他每周讲两次到三次，每次讲一到两个小时，讲临床医案，讲中医经典。那个时候云南的（实际上是西昌的）吴佩衡、上海的祝味菊（实际上也是先在四川，后来才到的上海），学习了我祖父的这些学术理念。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很年轻，吴佩衡和祝味菊也才二十多一点点，我祖父那个时候是四十多岁了，已经都有所成就了，所以他站出来讲。后来还包括当时成都的范中林、田八味都来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包括后来在我们成都中医药大学里面任职的老中医，那个时候都还是很年轻的小青年，他们都喜欢中医。因为这种讲座是公开的，他们接受了这种扶阳的思想。在我祖父去世以后，我大伯父，在上世纪的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他继续开办我祖父的这个讲坛，也是开放的，也是免费的。讲医理，讲钦安、卢氏的医学思想，讲临床所得。在那个时候，成都的唐步棋等也开始来听讲学习钦安、卢氏的医学思想。唐步棋这个人，我比较熟，在70年代就比较熟了。他从60年代开始喜欢中医，他这个人的境遇也是很波折的。在我大伯父的启蒙和教导下，还是颇有所得。
郑钦安也好，卢铸之也好，卢永定也好，他们对仲景的《伤寒论》研究很深。所以正如郑钦安所讲，在《伤寒恒论》里面，他就不抄袭前面的注家的说法，他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就是紧紧地抓住临床不放，紧扣临床。比如他讲，在对“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那么这个“发于阳者”，《伤寒论》里面提到了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因为阳属七，阴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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