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往前走，匆匆忙忙穿过华丽的街道和广场，那儿四周都是豪华的房屋，房屋之中矗立起一个个高傲而巨大的轮廓，可能是宫殿，可能是教堂——我不得而知。我刚刚经过一个门廊，便有两个胡子拉碴的人忽然从圆柱后面窜出来。他们抽着雪茄烟，衣着打扮含有假冒绅士身份的意图，然而，可怜虫啊！他们的灵魂却非常鄙俗。他们说话傲慢无礼，虽然我走得很快，他们还是亦步亦趋，走了好长一段路。最后，我遇到可说是巡逻的人，于是我的可怕的狩猎者们转身走开了，停止追猎了。然而他们已经把我赶过了我原来估计的地方，等到我能够镇定下来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身在何处，那一段梯级我一定早已走过去了。我感到迷惑，而且气喘吁吁，全身血脉由于不可避免的激动而悸跳着，不知道回到哪儿去好。想起再会碰到那两个胡子拉碴的冷笑的笨蛋，心里害怕，然而必须在这街道上往回走，那段台阶必须找到。
我终于来到一段破旧的楼梯前，认为这当然就是那位绅士所指的台阶，便走了下去。下面那条街果然很狭窄，可是却没有小旅馆。我往前走。在一条非常安静的、比较干净的、路铺得平整的街道上，我看见一扇门上透出灯光，那幢房屋相当大，上面一层楼使它比周围的房屋显
得高。到头来这也许就是那小旅馆了。我急忙赶过去，膝盖这时颤抖起来，我快要筋疲力尽了。
这儿可不是小旅馆。有一块铜牌装饰着那座巨大的portecochere，铜牌上镌刻着：“Pensionnat de Demomelles”，下面刻着一个名字：“贝克夫人”。
我吓了一跳。片刻间大约有一百个想法闪过我的头脑。然而我什么打算也没有，什么考虑也没有：我没有时间。天意在说：叶在这儿止步；这就是你的小旅馆。”命运把我掌握在它的强有力的手巾，主宰着我的志愿，指导着我的行动：我便拉响了门铃。
在等待的时候，我不愿多想。我凝视着街上的铺石，门口的灯照在那上面；我数着铺石的数目，瞧着它们的形状，以及棱角上雨水的闪光。我又拉了门铃。大门终于开了。一个戴着漂亮帽子的女仆站在我面前。
“我可以见贝克夫人吗？”我问。
我相信，假如我说的是法语，她就不会允许我进去了。不过，由于我说英语，她推测我是个外国教师，是为了住宿学校的事情来的，因此即使时间这么晚了，还是让我进了门，一句不情愿的话都没有，也无片刻迟疑。
接下来我便坐在一间寒冷而光彩夺目的沙龙客厅里，瓷砖贴面的壁炉里没有生火，有一些镀金的小摆饰，地板擦得很亮。壁炉架上搁着一只有钟摆的时钟，敲着九点。
一刻钟过去了。我躯体里的每一根脉搏都跳得多么快啊！我身上是怎样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我坐在那儿，眼睛紧盯着那扇门——一扇巨大的白色的折门，镶着镀金的花边。我注意看着那扇门将移动和打开。可是一切都寂静无声，连一只老鼠都没有动静，那白色的折门关得紧腾腾的，没有动静。
“你系英格人？”就在我的手肘边响起了这一声响。我几乎要跳起来洇为这声音如此出乎意料之外；我刚才是如此肯定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
没有鬼魂站在我身边，也没有任何具有妖魔鬼怪样子的东西出现，只有一位慈祥的、身材矮胖的女士，围着一块大披肩，穿着一件大罩衫，戴着一顶干净整洁的睡帽。
我说我是英国人，然后没有更多的开场白，我们便立刻进入最为奇妙的会话。贝克夫人（她正好是贝克夫人———她是从我背后的一扇小门进来的，穿着没有声响的鞋子，所以我没有听见她进门，也没有听见她走近我）——贝克夫人说“你系英格人”的时候，已经用完了她运用岛国浯言的能力，于是开始滔滔不绝地用她自己的语言继续说话。我则用我的话回答。我的话她懂得一部分，但是因为我完全听不懂她的话，虽然我们两人闹闹嚷嚷，（像夫人的那种善于言辞我那时候还从来没有领教过，或者想到过），我们仍然无法相互沟通。不久，她打铃求援，于是来了一位“maitresse”模样的人，她曾经在一所爱尔兰女修道院里受过不完全的教育，被认为是精通英语的行家。这位maitresse是直率的、小模小样的人——从头到脚都像个拉巴色库尔女人。她是如何宰割英格兰的语言哟！不过，我还是跟她讲了简单的事实，她翻译出来。我告诉她，我如何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打算增长知识，赚取面包；我如何随时准备试着做做任何有用的事，只要不是坏事，或者可耻的事；我如何愿意做个孩子的保姆，或者做个侍女，也不拒绝甚至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夫人听着这些话，我研究着她的表情，几乎以为这席话她听得入耳。
这些向天生的性格和心灵的强烈的天然倾向所作的斗争看来也许是互有用处，毫无结果的，不过到头来却有好处。这种斗争有助于（不论力量是多么微弱）给行为举止以一种特色，这种特色为“理智”所赞成，而也许太经常地力“情感”所反对；这种斗争肯定给一个生命的总趋向造成了一点变化，使这个生命有可能被调整得比较好，比较均衡，在表面上更为恬静；一般人的目光将仅仅落在这个表面上。至于潜沉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就都托付给上帝了。人啊，像你一样软弱，而且不宜于作为你的审判者的一个同类，可以因此被排除在外，把此事交给你的造物主吧——把造物主所赐与的精神的秘密袒露给造物主——问问他，你将如何忍受他派定给你的痛苦——跪在他的面前，虔诚地祈祷在黑暗中出现光明，祈祷可怜的软弱里产生力量，祈祷在极端的穷困中能够忍耐。可以肯定，在某一时刻，虽然或许不是你的时刻，那等待着的水将会激荡起来；以某种形式，虽然或许不是你所梦想的、你所心爱的、你的心为之流血的形式，那位救治创伤的使者将会降临，跛子、盲人、哑巴和魔鬼附身的人将会被带去沐浴。使者啊，快来吧！千万个人躺在那水池四周哭泣，绝望地看到池水经过缓慢的年月还是停滞不动。苍天的“时间”是漫长的，安琪儿使者们的运行轨道对于凡人的视觉来说似乎是辽阔的，这些运行轨道可能长年循环不息，一次往而复回的周期可能长到数不清的世代。尘土燃烧起来，那生命是短暂而受苦受难的生命，然后经过痛苦再复归为尘土，这时候可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
泯灭于记忆之外了。对于几多千百万残废者和哀伤的人的第一位和唯一的一位下凡的神仙使者，东方人称他为“阿兹拉伊来”。
人不能作预言。爱情决不是神谕。担心受怕的心有时候会谋算虚妄的事。②这些年的杳无踪影啊！这些年的期待使我多么厌倦啊！这些年必然会带来的痛苦似乎肯定会像死亡一样。我了解这些岁月的进程的特性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在它们碾过的时候会如何折磨人。那位世界主宰③高高矗立在他的大车上，显示那阴森可怖的形象。眼见他渐渐驶近了，宽阔的车轮沉重地压着泥土，深陷了下去——我，这个五体投地的崇拜者——已经预先感觉到车轮碾过身上发出的使人绝灭的嘎吱嘎吱的声音。
说来奇怪——虽然奇怪，然而却是事实，而且由于自己拥有许多在人生历程中遇到的类似的事情——那个预先感觉到的辗压证实了所有的一—一不错——几乎是所有的痛苦折磨都是如此。那尊伟大的世界主宰矗立在他的伟大的庄严堂皇的彩车上，崇高伟岸、怒容满面，轰轰隆隆地一路驶来。然后他却无声无息地驶过去了，就像一个黑影在中午时分掠过天空。除了一阵令人不寒而栗的朦胧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我抬眼望去，那辆彩车和乘在彩车上的魔怪都已经消失了；而崇拜者仍然活着。
伊曼纽埃尔先生离开已经有三年了。读者啊，这三年是我一生当中最快活的日子。你不相信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吗？那么请听。
我把我的学校办起来。我开始工作——努力工作。我把自己看做他的财产的管理员，并且如果上帝允许的话，我决意将来要拿出一个好的交代来。学生们陆续来了——最初是中产阶级市民——不久之后就来了高阶层的人。约摸在第二年的年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把一笔额外的一百英镑扔到我手里采。那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从英国寄来的内含这笔款子的信。那是马趣门特先生寄来的，他是我的亲爱的已故女主人的表弟兼继承人，他生了—”场很危险的病，刚刚复元，支付这笔钱是为了求得良心上的平安．原来他的这位女亲戚去世以后，他发现了我说不清楚是什么书信文件战备忘便条——上面指定或者举出了露西·斯诺的名字——这件事使他感到内疚。巴锐特太太曾经把我的地址给了他，他的良心究竟受到多么深重的责备，我一点都没有查究过，什么问题都没有提出来，只不过收下钱款，用在当用的地方。
用这一百英镑，我大胆地买下了在我隔壁的一幢房屋旷我不愿意离开保罗先生所选择的、从这里离别的，并期望在这里和我重逢的这所房屋。于是我的externat变成了pensionnat，而且这所学校也办得很成功。
我获得成功的秘密并不在于我本人：并不在于我的任何资金，或者任何能力，而是在于身处一个崭新的环境之中，生活上发生了美妙的变化，心情宽松舒畅。使我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的源泉远在重洋之外，是在一个西印度的小岛上。在分手的时候，他给我留下了这笔财产；这使我对于现在有着种种想法，对于将来抱着种种希望，如此这般的希望，对于一件必须坚持不懈、辛勤努力、勇于进取、具有耐心、富于胆略的事业得到了如此这般的动力——所以我是不能委靡不振的。如今，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动摇；没有什么重要得足以触怒我、吓退我，或者压垮我的东西了。大多数的事情是赏心悦目的——连微不足道的琐碎小事都有其迷人之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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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11月里寒冷的一天，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布拉德福市哈沃斯村教区牧师巴特里克·勃朗特先生的寓所里，牧师的女儿，这时已经以笔名柯勒·贝尔蜚声文坛的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1816—1855）写完了她的小说《维莱特》的最后一行。她搁下笔来，大大
松了一口气。后来她写信告诉朋友说：“我写完后，作了一次祈祷。究竟写好了还是写坏了，我不知道；任凭天意吧！现在我要努力平静地等待结果。”
这时，夏洛蒂年方三十六，已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杰作《简·爱》（1847）和颇受欢迎的《谢利》（1849），年龄和事业都是如日方中之际，应该有漫长的锦绣前程等侯着她，却不料《维莱特》已是她的绝唱和绝笔了。两年以后，她与副牧师亚瑟·贝尔·尼科尔斯（Arthur Bell Nicholls，1818—1906）结婚，结婚前后动笔写小说《爱玛》，未能完成，只三十九岁，婚后只九个月便受疾病折磨，留下几章残篇，便于春寒料峭的3月31日匆匆离开了人世。
勃朗特一家的生活，原像多数乡村牧师家的生活那样，是清寒的；如果不是迭遭变故，倒也融融泄泄，乐在其中。但是，夏洛蒂六岁时，三十八岁的母亲便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姨母来家照料六个孩子，终未能慰抚孩子们丧母之痛。两个姐姐、夏洛蒂和一个妹妹被送往教士女儿
学校住读，学校里恶劣的条件和过分严厉的管教，对幼小的心灵只能投下暗影。还不仅如此，两个姐姐不久以后都得了肺结核，先后夭折。这些，在《简·爱》一书里都有着令人伤心落泪的反映。夏洛蒂和妹妹艾米莉辍学回家以后，和弟弟勃兰威尔、最小的妹妹安妮一同长大。弟弟看来一事无成，自甘堕落，浪掷了自己的才华，也辜负了家人的希望。夏洛蒂和她的两个妹妹对于写作诗歌和小说有着共同的爱好，终于都登上文坛，成为杰出的文学家。
三姐妹于1846年用笔名自费出版了《柯勒、埃利斯、阿克顿·贝尔诗集》。夏洛蒂的《简、爱》于1847年由史密斯—埃尔德公司出版以后，艾米莉的名著《呼啸山庄》和安妮的《艾格妮丝·格雷》也于同年由纽比公司以作者负担一部分费用的苛刻条件出版。第二年，安妮又出
版了小说《女房客》。
命运之神似乎开始垂顾这一门三女杰的辛勤劳动，让她们可以采摘甜蜜的果实了，却不料从1848年的秋天到1849年的春天的八个月之内，勃兰威尔、艾米莉和安妮三人相继在青春年少时死于结核病。
夏洛蒂的《谢利》写到三分之二的地方，正是家中惨祸连连的时候，她不得不暂停写作，过了一阵才强忍悲痛，勉力续完。
在她写作《维莱特》的一年间，可以想见亲人们的死亡的阴影是如何时时出现在她的眼前。还要加上一句是，他们的姨母也早已于1842年死于他们家中。人去楼空，教会提供的两层八间的牧师寓所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爱独居一室的父亲、一个女仆和夏洛蒂三人。在荒原深处，墓冢丛中，教堂对面，这样一个阴森森的屋子里，室外狂风呼啸，室内炉火闪忽，夏洛蒂伴着孤灯，形单影只，奋笔疾书，此情此景，该是什么况味！她们三姐妹原来有个习惯，在晚饭后绕着餐桌踱步，一个跟着一个，一面走，一面交流写作心得，互提意见。两个妹妹去世以后，夏洛蒂依然保持这一习惯，绕桌而行但已无人可以交谈，不闻欢声笑语，却只有自己的脚步敲击那石块铺成的冷冰冰的地板跫跫之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