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br> 我的初恋<br> 在戈罗季谢有大雷雨天气，一般从圣约翰节开始，整个七月绵延不断。暴雨来时，浓密的乌云遮住小岛，电闪雷鸣，摇撼着我们的房子，常常把多吉娅姑姑吓得几乎昏过去。<br> 这大雷雨使我想起儿时的初恋，那年我九岁。<br> 记得每逢圣约翰节。比利普恰的姑娘们就打扮得花枝招展，成群结队地来到我们岛上。她们要往河里放花环。花环用小野花编成，每个里面都放上一个十字木片。木片上面固定一个蜡烛头。黄昏时分，姑娘们点燃蜡烛头，把花环掷入河中。<br> 姑娘们是在占卜——谁的蜡烛漂得远，谁就最幸福。如果有谁的花环到了旋涡处并在旋涡上徐徐转动，那么她就是最幸福的姑娘。旋涡一般在陡岸下，那里总是寂静无声。花环上的蜡烛明亮耀眼，甚至在岸上都能听到烛芯噼啪作响。 <br> 无论大人还是我们这些孩子，都十分喜欢圣约翰节的花环。只有涅契波尔轻蔑地咳咳几声，说道：<br> “蠢货！那些花环什么意思都没有！” <br> 和姑娘们一起来的还有汉娜，她是我的堂姐，已经十六岁了。她总把橙色和黑色的发带编在浅红褐色蓬松的发辫里，脖子上佩戴着暗色的珊瑚项链。她的双眸稍呈绿色，闪闪发亮。每当汉娜微笑的时候，她就垂下眼帘，却不很快抬起，好像沉重得抬不起来似的。她的双颊总是挂着滚烫的红晕。<br> 我曾听到妈妈和多吉娅姑姑为汉娜而惋惜着什么。但当我走近想知道她们说什么时，她们就不再做声了。<br> 那年圣约翰节，大人们准许我和汉娜一起到河边去找姑娘们玩。路上汉娜问：<br> “小科斯佳，你长大干什么？”<br> “当海员。”我回答。<br> “不要，”汉娜说。“海员也许会掉到大海里，有人会为你哭坏明亮的眼睛的。”<br> 我没在意汉娜的话，只是握着她滚烫泛黑的手，向她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海上之行。<br> 早春时父亲曾带我一起去新罗西斯克出差三天。记得大海在远处出现时，仿佛像一面蓝色的幕墙。我好长时间迷惑不已，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后来，我看到了绿色的海湾、灯塔，听到了防波堤旁海浪的喧嚣，于是大海就融入了我的身心，仿佛一个壮观的但又不太清晰的梦境走进了我的记忆。<br> 在停泊场上停着有黄色烟囱的黑色装甲舰——“十二使徒号”和“三圣者号”。我和父亲来到船上。那些身着白色海军服、佩带金色短剑、晒得黑黑的军官们，那泛着油味的暖暖的机器问，都使我惊叹不已。但最使我惊讶的是父亲。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笑着，开着玩笑，兴致勃勃地同军官们寒暄。我们还顺便去了一个造船机械师的舱室。父亲和机械师共饮了白兰地，还抽了土耳其烟卷，烟卷用玫瑰色的纸卷成，上面印有金色的阿拉伯文字。<br> 汉娜垂着眼帘默默地听着。我不知为什么可怜起她来，就说，等我当了海员后，一定把她带到船上去。<br> “带我去让我做什么呢？”汉娜问，“做厨娘，还是做洗衣工？”<br> “不！”我回答，男孩子的激情蓦地燃起，“你做我的妻子。”<br> 汉娜停下脚步，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br> “你对上帝发誓！”她低声说道，“用母亲的心发誓！”<br> “我发誓！”我想也没想就回答。<br> 汉娜微笑了，瞳孔变成了绿色，像海水一样，她使劲亲了一下我的眼睛，我感受到她红唇的灼热。余下的路上我们一直沉默着。<br> 汉娜的蜡烛第一个熄灭了。这时，从勃拉尼茨卡娅伯爵夫人的林子后面升起烟蒙蒙的乌云。但我们沉浸在漂放花环的活动中，丝毫没察觉到乌云，直到刮起大风，爆竹柳呼啸着压向地面，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惊雷炸开，令人目眩。<br> 姑娘们尖叫着冲到树下。汉娜从肩上拽下头巾，裹住我，抓起我的手跑起来。暴雨瞬间即到，我知道我们无论如何都来不及跑到家了。<br> 在祖父的窝棚附近暴雨追上了我们，我们跑进窝棚，浑身都湿透了，祖父不在这里。<br> 我们互相依偎着坐在窝棚里。汉娜搓着我的手，周身散发出潮湿的花布味。她一直在惊慌地问：<br> “你冷不冷？哎，你要是病了。我可怎么办！”<br> 我颤抖着，的确很冷。汉娜的眼中交织着恐惧、绝望和爱恋。<br> 接着，她掐住喉咙咳嗽起来。我看到她细嫩白净的脖子上青筋搏动。我抱住汉娜，把头靠在她湿湿的肩上，我真想有这样一个年轻善良的妈妈。<br> “你怎么了？”汉娜慌张地问，不停地咳嗽着，抚摸着我的头，“你怎么了？别怕……雷是打不死我们的。有我呢，别怕。”<br> 然后她轻轻推开我，把绣着红色橡树叶的衬衫袖子按在嘴上，就在亚麻布上的这些叶子旁边泅开小小的血斑，就像绣上的一片小橡树叶。<br> “我不要你起誓！”汉娜低声说，皱着眉头抱歉地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我是开玩笑呢。”<br> 顷刻间雷声已经在极远的大地上回响，暴风雨过去了，只有密集的水珠在树上哗哗地响。<br> 夜里我开始发烧。一天后，一位年轻的医生骑自行车从白采尔科维赶来，给我诊了病，说我得了胸膜炎。<br> 离开我们这儿，医生去了比利普恰的汉娜那里，回来后，在隔壁的房间里小声对我母亲说：<br> “玛丽娅·戈里高利耶夫娜，她得了急性结核，活不到春天了。”<br> 我哭起来，叫来母亲，抱住她，发现她脖子上也有和汉娜一样细嫩的青筋在搏动。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很久不能停下来，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道：<br> “你怎么了？有我呢。别怕。”<br> 我痊愈了，而汉娜却在冬季二月里死去了。<br> 第二年夏天我和妈妈来到她的坟上，把绑着黑色带子的羊甘菊花束放到那绿色的小丘上。汉娜曾把这种花编进自己的发辫里。我不知道怎么竟有些不自在起来：不仅是因为妈妈打着红色的小阳伞站在旁边，而且还因为我竟不是独自一人来看汉娜。<br> 粉红色的夹竹桃<br> 在切尔卡瑟处祖母房子的回廊上，一些栽在绿色木桶中的夹竹桃绽放着粉红色的花朵。<br> 我十分喜欢夹竹桃浅灰色的叶子和淡粉色的花朵。不知为什么它们会使人想起海——远方那环绕着开满夹竹桃之国的温暖的海。<br> 外祖母擅长养花。冬天，在她的房间里总开着倒挂金钟。夏天，在栅栏上爬满牛蒡的花园里，盛开着数不清的花朵，花园看上去就像一把繁茂的花束。花香甚至弥漫到外祖父的阁楼里，驱走了那里的烟草味。外祖父常常生气地把窗户砰砰地关上。他说一闻到这种气味，他的老气喘病就要发作。<br> 我那时仿佛觉得花是鲜活的生命。木樨草是个面色苍白的姑娘，身着灰色带补丁的连衣裙，只有奇异的花香透露出她神话般的身世。黄色芳香的月季则像年轻的小美人，由于过度饮茶使面庞失去了红润。<br> 栽种着蝴蝶花的花坛就像正在举行的化装舞会。那不是花，而是戴着黑色天鹅绒面具的快乐狡黠的吉卜赛女郎，是穿得花花绿绿的舞蹈家：一会儿穿靛蓝的，一会儿穿浅紫的，一会儿又穿嫩黄色的衣服。<br> 我不喜欢雏菊。它们那粉红色单调的小连衣裙让人想起外祖母邻居齐梅尔老师家的小女孩们。那几个女孩眉毛稀疏，头发浅黄，每次见面她们都轻轻握住薄纱裙，行屈膝礼。<br> 最有意思的花当然莫过于马齿苋：它的根茎匍匐着长出来，色彩纯正，闪闪发亮。马齿苋上小针竖起，柔软多汁，这就是叶子，只要轻轻一按这些小针，绿色的液汁就会喷到脸上。<br> 外祖母的花园和所有这些花以其非凡的魅力激发起我的想象。也许。正是在这座花园中萌生了我对旅游的酷爱。小时候，我常常把一个迟早会去的遥远的国度想象成丘陵起伏的平原、铺天盖地的青草和无边无际的鲜花淹没的乡村和城市。当特快火车穿过这片平原时，车厢壁上就会粘上厚厚一层花粉。<br> 我对哥哥、姐姐和妈妈描述过这一想象，但谁都不以为然。而且，我第一次从哥哥那儿听到一个鄙视的外号——“幻想家”，这就是对我的回答了。<br> 理解我的大概只有娜佳姨妈——外祖母最小的女儿。<br> 她那时二十三岁，曾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过唱歌，有着一副圆润的女低音歌喉。<br> 娜佳姨妈每逢夏天和复活节就到切尔卡瑟的外祖母这儿来。安静宽敞的房子由于她的到来立刻变得喧闹而拥挤。她和我们一起玩闹，哈哈大笑着在打蜡的地板上跑来跑去，她是那么苗条纤细，浅色的头发蓬乱，鲜嫩的小嘴微微张着。<br> 她灰色的眼里总是闪动着金色的光芒。这双眼睛对一切都报以欢笑：对任何一个玩笑，任何一句快乐的话语，甚至对不满我们笑闹的公猫安东那副令人厌恶的嘴脸也报以一笑。<br> “一切对娜佳来说都不算回事！”妈妈话里带着些责备。<br> 娜佳姨妈在我们家里成了“无忧无虑”的代名词。她常常弄丢手套、香粉、钱，但从来不为此而伤心难过。<br> 从她来的那天起，我们就把钢琴盖打开，钢琴就这么一直敞着，直到娜佳姨妈返回她那快乐好客的莫斯科。<br> 一大堆乐谱散落在椅子里，蜡烛轻烟袅袅，琴声悠扬。我在夜里不时被唱着船歌的洪亮而柔美的声音唤醒：<br> 游吧，沐浴在月光中的<br> 我的游船。<br> 响起来吧，船歌，<br> 在这沉睡的波涛上。<br> 清晨，我被耳畔近似耳语的媚人的歌唱和娜佳姨妈轻触我脸颊的头发惊醒。“快起床吧，”她唱着，“好意思还睡觉吗？闭着眼睛，沉湎于梦境？红胸鸲早就在啼啭，玫瑰花为你而盛开！”<br> 我睁开眼睛，她亲亲我，立刻消失了。片刻后我听到，她已经和她的哥哥——士官生柯利亚舅舅在大厅里快速旋起华尔兹了。柯利亚舅舅有时也从彼得堡来外祖母这儿过复活节。<br> 我跳起来，预感到这是蓬勃、快乐、充满意外的一天。<br> 当娜佳姨妈唱歌时，连外祖父都把从阁楼通往楼梯的门大敞四开，然后对外祖母说：<br> “只是娜佳从哪儿来的吉人赛血统呢？”<br> 外祖母向他证明，娜佳身上的血统不是吉人赛的，而是波兰的。她援引文学例证和波兰立陶宛王国历史证明说，波兰女人中经常有这种极其欢乐、乖僻任性、无忧无虑的人。<br> “我说呢！”外祖父恶声恶气地回答，随手把门严严实实地关上，“我说呢！”他在关着的门后一边大声重复，一边坐下把烟斗塞满。<br> 一次，我记得复活节来得很晚，切尔卡瑟的花园里早已鲜花锦簇。我们从基辅坐船来到这里，后来娜佳姨妈也从莫斯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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