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一早晨，我和佳敏去背杨玲上学的时候，佳敏一脸神秘：“有人在‘星空情缘给杨玲点了一首歌！”“星空情缘”是电台当时一档很有名气的娱乐节目，以播放最新的流行歌曲和流行资讯为主，拥有许多像佳敏这样的学生听众。不过我听得不多。
我有些意外：“真的吗？是谁呀？”
佳敏说：“那个人署名‘晓晨’。主持人阿美说，晓晨一连给她写了两封信，要为杨玲点歌，态度真诚，言辞恳切，而且还声明，如果阿美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他还会写第三封信第四封信，直到阿美答应他为止。”
我说：“这听着可不像是恳求，简直有点像威胁了。”
佳敏说：“根本就是威胁。还有更厉害的。他在信里说，杨玲是他心目中最出色最可爱的女生，是杨玲给了他走出迷茫和困境的 勇气，听听，差不多就要说杨玲是他梦中的天使了。”
我有些好笑：“这听着是有点问题了。”
“所以呀，我断定这个‘晓晨肯定是个男生而不可能是个女生。”
我问佳敏：“那你觉得会是谁？反正杨玲认识的男生我们都认识。”
佳敏说：“昨天我想了一天，可想到脑袋疼也没想出来。”
杨玲的腿有残疾，不能独立行走，我和佳敏就是她的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的生活圈子有多大基本上就取决于我和佳敏这两只“脚”愿意走多远。那时候网络还不普及，无法像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就可以交到许多网友。如果杨玲想撇开我和佳敏独自结识什么男生，大概也只有写信交笔友这一条路，可是她要寄信恐怕也得让我们俩代寄。据此我们断定，这个男生就是我们班的，至少也是我们年级的。不过他到底会是谁呢？我和佳敏都很好奇。当时那个年龄，如果有哪个男生给哪个女生或者哪个女生给哪个男生点歌，几乎就等于公开表示了某种特殊的好感，而且这种好感在旁观者看来肯定是很有意味很暧昧的。杨玲相貌平平，性格内向，胆小而羞怯，即使没有腿疾，在班级里也是那种极易被忽略的女孩，似乎不应该跟这种充满暖昧意味的事情有什么挂葛。
我们到了杨玲家楼前的时候，杨玲已经被她妈妈背到了楼下。早晨的风有些凉意。杨玲瘦小的身体坐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越发显得弱不禁风，就像一朵随时可能被风吹走的蒲公英。她家住在七楼，为了减轻我和佳敏的负担，她总是让她妈妈先把她背下楼，放在台阶上。可是最近她妈妈新找的工作上班时间很早，只能赶在上班前把她背下楼。而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赶到之前，她只能在清冷的晨风里在冰凉的台阶上坐上半个小时。
我忍不住责怪她：“你怎么回事？说好了我们来背你下来。”
她笑了笑，没有作声。
我最恨她这副好像无所谓又好像是逆来顺受的模样：“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见我真生气了，她赶紧说：“我早点下来，坐在这儿可以看会书，什么也不耽误呀。”
我说：“是呀，你感冒了发烧了，也不用我们背你去医院，也不会耽误我们的功课，什么也不会耽误呀！”
她不敢再分辩，顺下眼睛。我气哼哼地俯下身，让她趴到我的背上。
路上，佳敏开始急不可待的追问杨玲到底是谁为她在电台点播的歌曲。杨玲说：“我不知道呀，我真的不知道。”
佳敏凑近杨玲的脸：“唔，我暂时相信你不知道。不过你得好好想想，身边有这么一个崇拜者，不对，是暗恋者，一定得挖出来！我想你一定比我们心里有数吧？”
杨玲没有作声。我背着杨玲，看不见她的表情，不过想象得出她肯定已经被窘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了。我不知道当时杨玲心里的感受和想法，不过我真的挺高兴的，为杨玲高兴。不管怎么样，对一个女生来说，有男生肯执笔如刀地去“威胁”主持人为自己点歌，总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但当时我们三个人谁也不会想到，后来竟会由此引出许多事情，最终使我失去了杨玲和佳敏这两个本可以相交一辈子的好朋友，并使我在高一学年结束后的那个孤独而漫长的暑假里，对朋友这两个字有了深深的反思和重新的理解。
二
没想到，班里竟然有许多人听了昨天的“星空情缘”，听到了那个‘晓晨为杨玲点的那首《天使》。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竟然在班级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哄动或者说是骚动。从上早自习开始，就不断有女生一脸神秘地问我，那个晓晨到底是谁？后来这种追问不知不觉就缩小了范围划定了边界，变成了“那个晓晨是咱班的男生吗？”有意思的是她们都没有直接去问杨玲，有人问我的时候还要用眼睛鬼鬼祟祟地瞄着杨玲，压低了声音。一方面，她们知道从杨玲的嘴里是不可能问出什么的；另一方面，在许多人看来，我和佳敏跟杨玲绝不是一般的同学、朋友，尤其是我，更像是杨玲的监护人和代言人。一开始我的感觉还很良好，为杨玲也为自己，后来就渐渐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坐在不远处的杨玲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这些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腿疾大大缩小了她身体的活动范围，但也使她的神经变得异常敏感。正是从杨玲越来越不自然的表情中，我才意识到这些好奇的追问背后还藏着一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
中午吃饭的时候，和佳敏挺要好的一个女生凑到了我、佳敏和杨玲的桌子上。我懒得去回想她的名字，而且她的名字对我的这段往事也并不重要。当时她跟佳敏关系不错，但跟我和杨玲很一般。说心里话，我不喜欢她。她的个性表面上看起来跟单纯的佳敏有点像，但我总觉得那只是一种假象，其实在她故作的大大咧咧下面隐藏着一些莫明其妙的心思。只不过碍于佳敏，我不愿意把这种感觉表露得太明显。我想她对我的态度也是一样，因为同一个理由，我们在相互容忍。
很明显，她今天坐过来是有原因有目的的。果然，才吃了两口饭，她就开始追问杨玲：“哎，杨玲，到底是谁呀？你不至于对我们也保密吧？”
杨玲的脸色发白，低着头吃饭。
她还问：“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
杨玲的脸色愈加苍白，嗫嚅着：“我，我真的不知道……”
她却兴趣盎然：“那我帮你想想……”
我实在忍不住了：“嘿，她已经说不知道了，你还问什么？再说了，又不是给你点的歌，你那么关心干什么？！”
她被我的话噎了一下，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你这是什么话？我关心关心又怎么了？再说，我又没问你，又不是给你点的歌。难道只准你关心，不准我关心吗？”
我突然冒上来一股无名火，腾的站起身。佳敏见势不好，赶紧把她拉走了。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旁的杨玲始终低着头，像个受气包又像是个局外人似的一声不吭。我不禁埋怨她：“嘿，你这丫头，我在帮你呢，你就不能说句话？！”杨玲拉着我的手，对我笑笑。我叹口气。我知道她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出来。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一下午，跟那个女生走得比较近的几个男生一直在哼哼唧唧怪腔怪调地唱那首《天使》。我这时候就突然非常痛恨那个什么晓晨。如果他还算是个男生的话，他现在就应该站出来，向全班宣布是自己为杨玲点的那首《天使》，在自己的心里杨玲就是一个像天使一样可爱的女孩子。他应该让那些无聊的男生闭嘴，然后自己当场唱一遍那首《天使》送给杨玲！如果他这样做了，我会把他视作我的偶像！可是没有人站出来。没有。只有那讨厌的歌声纠缠着满腔不平却无处发泄的我和如坐针毡却无力可逃的杨玲。
很快就有许多流言在班级里传播。先是班里的几个平时总受人欺负，从形象到精神状态都很萎顿的男生被别有用心地“推荐”为那位晓晨的可能人选。接着又有人猜测说那个晓晨其实就是我和佳敏，或者就是杨玲本人。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引人注目，哗众取宠，满足一下自己和朋友可怜的虚荣心而已。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在拿杨玲开心。毫无道理的，一件本来应该令人暗自窃喜的事情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只能娱乐别人的笑柄。
连着几天，杨玲的情绪都非常低落，甚至跟我和佳敏都很少说话。我知道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这些年来，她生活在自己狭小而简单的世界里，虽然从来与赞美声与任何荣耀无缘，但也很少成为流言的中心，成为别人猜疑和嘲笑的对象。
我和佳敏决定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一定要把那个可恶的晓晨揪出来，问问清楚。至此，我对晓晨已经不再好奇，而只有愤恨了。这时我也已经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那时候我还不可能意识到，其实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在潜意识里还是会把杨玲看做是一个“另类”。试想，如果这首《天使》不是点给杨玲的，而是点给一个各方面都很出众的女生的，哪怕是点给一个不那么出众但至少正常健康的女孩子的，那么我们还会这么容易地想到这是一场病态的恶作剧吗？
三
我给“星空情缘”的主持人阿美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和她见见面，想看看晓晨的那封点播信。信中我给她留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没想到她很快就给我打了电话，并且约好了周日下午四点钟也就是她主持完当天的“星空情缘”之后，到电台跟她见面。
周日下午，我和佳敏如约来到电台。
见到阿美，我和佳敏都很意外。来之前我就给佳敏打过预防针，不要对她的偶像的形象抱太高的预期，因为据说电台的主持人大都会给人见面不如闻声之感。但没想到，阿美长得非常漂亮，而且举止优雅，从形象到气质都不输给电视台的几位美女主持。佳敏的两眼立刻就像给超了电压的灯泡似的亮起来，同时示威似地狠狠白了我一眼。
阿美拿出了晓晨的那两封信，“你们是杨玲的同学？”
佳敏说：“我们是她的好朋友。”
阿美：“是她让你们来找我要这些信的？”
佳敏刚一犹豫，我赶紧说：“是。她有些不方便，所以让我们过来找你。”
阿美说：“这个我知道。”
我接过信。让我和佳敏意外的是，信里除了阿美在节目中提到的那些之外，还写到了杨玲让他敬佩让他感动的理由。“……她是个腿有残疾的女孩子，不能自己走路，甚至连上学放学，上厕所都得靠同学背着去。可她还是坚持上学，坚持学习，从不放弃。虽然她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但她却是最努力的。跟她相比，我真的很惭愧：我遇到的这点困难这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看了这两封信，我已经可以断定，不管这个晓晨是谁，但他决不是在搞什么恶作剧，也并不是出于某种暖昧的情感。佳敏说杨玲是他梦中的“天使”，其实应该说杨玲是他身边的榜样更准确。由于阿美断章取义，没有把这一段读出来，才使得感觉变得暖昧了。不过阿美这样做显然也是出于一种好意。她没有在节目中提到杨玲的腿，既是出于一种爱护、一种尊重，也是一名主持人的经验使然。
当我和佳敏说，要把这两封信拿走的时候，阿美有些犹豫了。“这样呀，按理说，我是无权把这两封信交给你们的，也许晓晨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我赶紧说：“可杨玲有权知道呀！”
阿美想了想，说：“那好吧，你们用完之后，一定要还给我。而且还要答应我，这两封信拿回去只能给杨玲一个人看。”
我说：“好，我答应你。”
阿美看看我们，好像很有兴趣似的说：“这样吧，如果你们不太着急走的话，就再坐一会儿，给我讲讲杨玲，讲讲你们和杨玲的事情。”我们就讲给她听了。
我和杨玲从小学起就是同学。杨玲从小腿就有残疾，上小学时一直是她爸爸背着她送她去上学。后来她爸爸和她妈妈离婚了，就是她妈妈背着她。那时候，我们虽然同班，但来往不多，关系一般。再后来上了初中，杨玲和我坐过一阵同桌，我们的接触多起来，渐渐成为了好朋友。那时候她的腿萎缩得更厉害了，连上厕所都变得非常困难。可她却死活不肯让我背她去，没办法，我只好搀扶着她去，结果每次回来两个人都得踩着上课铃声进教室。
初二上半学期的一天早晨，她妈妈背她进教室时，刚刚把她放到座位上，就一头载倒在地上。送到医务室，缓了十多分钟才醒过来。第二天，杨玲没有来上学。我去家里找她，她正守在她妈妈的床前。她妈妈脸色惨白，一点血色都没有，看了让人心悸。她告诉我说，她不想上学了。妈妈每天除了要工作要照顾她的生活，还要背她上下学，太累了，迟早会被她活活累死的。如果妈妈死了，那她也不想活了。妈妈活着是为了她，而她活着也是为了妈妈。那是我们成为好朋友以后，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第一次跟我说那么多。杨玲虽然看上去羸弱而脆弱，但却很少在人面前表露感情。我想劝劝她，可又不知道怎么劝。长那么大，好像都是别人来劝慰我，我根本没有劝人的机会。拉着她的手干坐了一会儿之后，我突然就冒出一句：“以后我来背你上学吧。”这话让杨玲愣了一下，也让我自己愣了一下。
从杨玲家里出来往家走，一路上我忽然觉得脚步有些沉重，就好像杨玲已经在我背上了。直到这时候，我才恍然意识到，刚才那句仿佛脱口而出的话是我十几年来所做出的分量最重的承诺。回到家，妈妈看出我有心事，就问我。我把我对杨玲说我要背她去上学的事情说了。妈妈问我：“你是不是后悔了？”我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妈妈又问我：“那你是真心想帮她？”我点点头。妈妈问：“为什么？”我想了想，说：“因为她是我的朋友。”妈妈摸摸我的头说：“这是个很好的理由，妈妈支持你。”
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去背杨玲上学时的情景。当我俯下身去让她趴到我背上的时候，她的脸通红的，扭捏不动，结果弄得我也突然有些不好意思了。后来佳敏在一旁不耐烦了：“嘿，你们俩干吗呢？又不是猪八戒背媳妇，拿什么劲儿呀！”本来这是我一个人的承诺一个人的事情，但佳敏知道了之后，非要跟我一起去，而且从此就把接送杨玲上下学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我没有特意问过她为什么，但我想她的理由大概跟我的一样。虽然她当时还算不上是杨玲的朋友，但却是我的好朋友。从此我和佳敏每天背着杨玲上学放学。我背累了，她就接着背；她背累了，我再接着背。转眼几年过去了，我们三个人从初中生变成了高中生，也成为了片刻不能分离的好朋友。初三那年，佳敏爸爸和我爸爸还合资赞助了一辆轮椅给杨玲，可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轮流背着她上下学，因为她家住在七楼，而到了学校还得上许多台阶，中间还要上下公共汽车，一路上我们背着轮椅的时候倒比杨玲坐着的时候多。我们背着好朋友没问题，可要是背着个死沉死沉的轮椅，就有点不甘心了。
阿美问我们：“你们这样，难道没有打退堂鼓的时候吗？”
我和佳敏实话实说：“有啊。有时候赶上我们自己身体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情绪不高，真地不想去背她啦，可是我们实在放不下她呀，因为她实在是太傻了：为了让我们少背她上厕所，大夏天她宁肯忍着不喝水，结果中暑了，我们只好背她去医务室；大冬天，她却穿得很少，说是为了给我们减轻负担，结果感冒了，我们只好背她去医院……”
阿美笑了，问我们：“你们几年坚持背送杨玲上下学，学校难道没有想到要给你们荣誉或者让新闻媒体采访你们？”
佳敏说：“怎么没有。我们学校的团委老师就曾经想联系报社的人来采访我们，但被我们拒绝了。”
阿美很好奇：“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们不喜欢把我们三个人的事情变成老师或者学校指派下来的‘公事’。”
阿美说：“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理由。”
佳敏说：“我们老师还曾经想在班里成立一个专门的接送小组来接送杨玲呢，结果也被我们三个人拒绝了。”
阿美问：“这又是为什么？”
佳敏说：“我们就是不想把它变成一件什么‘好人好事。我们帮杨玲是因为她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喜欢她。如果成立个什么‘接送小组，让一些并不喜欢她并不太情愿的人去背她，那不成了可怜她同情她了，成了对她的一种施舍了？她不需要同情和施舍,因为她有我们这样的朋友。”
阿美点点头，然后突然转过脸来问我：“李楠，你也说过，你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你们是朋友。可我想知道，如果你们不是朋友，你还会帮她吗？”
我想不到她会这么问，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由和动机是十分纯粹而且足够充分的，没想到面对这个问题却突然觉得心里没底了。没办法，我只好含含糊糊地回答说：“不会吧？”阿美笑了，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回答竟然是非常巧妙的。它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我不会因为杨玲不是朋友而不帮她。这是一个肯定会得满分的标准答案，但却并不是我的本意。另一种理解可以是：如果不是朋友我就不会帮她。这是我的答案，但如果很明确很肯定的表达出来，肯定不太容易被别人接受，而我那种似是而非的反问语气又正好使之弱化和模糊了。
告别的时候，阿美说：“啊，可惜我这是一档娱乐节目，不然我一定请你们来做一期节目，题目就叫做《朋友》。”
四
我和佳敏把那两封信拿回去研究了半天也依然没有个头绪。后来我们决定对笔迹。我那时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有许多机会可以把全班的笔迹本拿来进行对照。我们先把全班男生的笔迹跟晓晨的那封信对照了一遍，结果却大失所望。就算我们不是笔迹专家，但基本的判断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有两个男生的笔迹有点像，但人却是绝对对不上号的。其中的一个大嘴男生嘴大到一张开就能把心原汁原味地吐出来，有什么话还能等到写在信纸上寄给阿美再让她在广播里说出来？另一位的眼里和心里整个被自己的高大形象占满了，根本就没给什么榜样留地方，更不可能把杨玲这样的女孩放在眼里。
无奈之下我们又把女生的笔迹对了一遍，结果发现最相近的竟然就是那个女生。当然这只是一种巧合，那个女生虽然无聊，但还不至于无聊到这种程度。
忙了一顿，那个晓晨依然是一个谜。我和佳敏商量了一下，然后把信给杨玲看了。我们这样做无非是让她知道，没有人在拿她开玩笑，让她的心里能好受一点。至于晓晨，直到几年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把这个谜团解开了。但那时一切都已成过往，杨玲也已经成为一段我不愿意轻易触及的记忆。面对晓晨，我再不可能有什么激动和兴奋之感，只能是徒增一些失落和伤感而已。
我没有告诉晓晨，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因为当年他的一时心血来潮，导致了三个亲密无间的女孩子在经历了一场感情的震荡之后各奔东西，虽然他并不曾做错什么。试想，如果当初他没有为杨玲点歌，我们就不可能认识阿美；如果不认识阿美，也就不会走进《真情真意》的演播室；如果不曾走进《真情真意》，我和杨玲还有佳敏也许到现在还是最亲密的朋友……有时候我想，也许这就是所谓"命运的安排"吧。
就在我们把那两封信还给阿美的两个星期之后，我意外地接到电视台一位编导的电话，说他听阿美讲了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很受感动也很感兴趣，他们《真情真意》栏目想邀请我们做一期节目。我当时愣了一下，随即一颗心就开始砰砰地跳。我强作镇定地对他说，我们得先商量一下，然后再给他答复。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佳敏打了电话，她先是在电话里尖叫了一声，然后就满腹狐疑地问我："今天多少号？不是四月一号吧？"说实话，能够上电视对当时的我们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别看我们可以很果断地拒绝老师安排的报纸采访，但是如果真有摄像师扛着机器找上门来，我们真的无法把他拒之门外。我和佳敏都很兴奋，甚至已经开始在电话里商量参加节目时的一些细节，比如梳什么样的头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等等。我承认，那一刻我们不约而同地忽略了杨玲，我们不但没有想到她会不答应，甚至都没有想到也应该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五
杨玲答应和我们一起参加节目。这在我和佳敏看来绝对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事情。
《真情真意》是一档在周日上午播放的采访类节目，长度有半个小时，以现场谈话为主，穿插一些事先拍好的外景镜头。在进演播室正式录制之前，节目组先到学校里，到杨玲的家里去拍了一些外景镜头，主要内容就是我和佳敏接送杨玲，以及一些我们在一起的镜头。几组镜头拍下来，编导很满意，只是对杨玲的表现不太满意，不断地提醒她不要太紧张，要放松一点，自然一点。其实事后想起来，我早就应该察觉到杨玲日盛一日的恐惧和不安。当我在镜头前面背起她时，分明感觉得到她全身都在发抖，而我却不以为然地认为那不过是因为有点紧张，适应一下自然就会好的，根本想不到，或者说根本就没去想过，在我们热切地盼望着期待着的时候，杨玲却在忍受着惶恐无助的煎熬。三天之后的演播室是我们眼中环绕着五彩光环的殿堂，却是杨玲眼里深不见底的深渊。后来当她被我强行背进演播室，终于无可挽回的崩溃之后，我还责问她：既然不愿意为什么不早说？！其实事后想想，就算当时她鼓起勇气提早说了，我们会当回事吗？会因此而轻易放弃这个上电视的机会吗？恐怕也只会多费一些口舌去安慰她，说一些"放松别紧张"之类不痛不痒的话。
录制现场的谈话内容没有详细的脚本，编导只是拉出了一个大概的谈话大纲，让我们回去演练一下，说是这样更自然一些，编排的痕迹更少一些。"反正要问的要说的都是发生在你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三个人就拿着大纲回去排练了两回，结果也总是在杨玲这卡壳。不过我和佳敏仍没太在意，只是没心没肺地让她回去多练几遍就行了。不能说我那时候一点担心也没有，不过我总抱着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理。要说紧张，谁都会紧张，不过就算再怎么紧张，那一天也总会到来，到时候一切也就自然会迎刃而解了。
三天之后的下午一点钟，我们开始正式入棚录制。那天在紧邻着演播室的一个化妆间里，一位化妆师给我们三个人做了一点简单的化妆。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坐在一张轮椅上的杨玲脸色惨白，目光凝滞。我吓了一跳，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她想去卫生间。我推着她去了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她似乎恢复了一些。我问她有没有问题，她看看我，说："没事，我没事……"我安慰她说："不过是紧张而已，上了场就好了。"她不再说什么，只是脸色更白了。
该入场了。虽然有轮椅，但导演特意让我背着杨玲入场。我在轮椅前蹲下身，半天却没有反应。我回身看看，杨玲的脸色惨白，浑身发抖，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下来。我心里一沉，正想张嘴，她一把抓住我的手："楠楠，我害怕，要不，咱们，咱们……"一旁的佳敏有些急了："你怕什么呀，都到了这时候了，害怕也没有用呀！"握着杨玲发抖的手，我的心里有过一丝犹豫，但很快就一闪而过。我俯下身子，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快上来吧！"
我真的不愿意去回想那天在演播室里的情景，那可以说是我一生中遭遇到的最尴尬最难堪的情形。我背着杨玲，和佳敏一起走进了演播室。因为在我们进去之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做了一些铺垫和渲染，所以我们一进去，演播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可是当我把杨玲背到她的椅子前时，她却突然死死抓住我的肩头，不肯下来。我看不见她，但知道她始终把脸埋在我的肩头。尽管这时演播室里有着热烈的灯光和掌声，但我还是很清楚地听到她在我耳边不断地哀求：“楠楠，咱们走吧，咱们走吧。”我的头嗡地一响，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主持人和一些观众也好像发现了一些异样，目光一下集中在我的身上。一急之下，我赶紧蹲下身子把她放到椅子上，但她仍然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我放了两下没有放下。我急了，暗暗咬咬牙，用两手按住她的两条细细的病腿，然后用力站起身，顺势强行把她按到了椅子上。那一瞬间，我听见她绝望地叫了一声，我心里也有什么东西砰的一响，震得我的心很疼很疼。回想起来，那是我对长大以后做过的一件最残忍的事情。
我和佳敏坐到各自的椅子上，可是杨玲却始终低着头。当着上百位包括学校的领导老师在内的现场观众，她只顾捂着脸，一声不吭，任导演和主持人怎么劝也没有用，只有泪水不断地从指缝里涌出来，两个瘦小的肩头剧烈地抖动着。现场的观众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人甚至站起身来好奇地向这边探望。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看见佳敏探过身来对着杨玲说着些什么，可是我却像是突然失去了知觉，一动也不能动了……
六
节目最终没有录成。导演让杨玲到化妆室去休息一下，平静一下。可是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杨玲却死也不肯再回到演播室去了。
在逃离演播室的最初两天里，我对杨玲的怨恨达到了极点，思维也被这种怨恨引进了死胡同。在那两天里我甚至怀疑她是有意要出我们的丑。不拍就不拍，为什么要当众让我们下不来台呢？甚至在入场的几分钟之前我还在卫生间问过她，她还说没有问题！她坐在观众和镜头面前捂着脸一语不发，痛哭不止，就好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就好像不是被我们背负了几年，而是欺负了几年，这会让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再有，这件事情很快就会传开的，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大家的笑柄。这让我们以后还怎样回到学校里，面对大家？
幸亏很快就放暑假了。放假前的那两天，我找了个借口请了假没有到校，自然也没有去接送杨玲。佳敏打电话来说，她去了杨玲家，结果她妈妈说她病了。我问佳敏：“你见到她了吗？”佳敏说：“没有。她妈妈给我开的门，我想进去看看她，她妈妈说她睡着了。”我冷笑了一下：“大概是觉得没有脸见你吧？”佳敏有些不高兴了：“哎，你怎么这样呢？我相信她也不愿意出这种事。”我懒得跟她争辩，就把电话挂死了。
后来佳敏又给我打过电话，说杨玲真的病了，住进了医院，想见见我。我握着电话，愣了好长时间。等我醒过神来想说什么的时候，佳敏已经把电话挂了。
那时候我已经从对杨玲毫无道理的怨恨中走了出来，开始反思自己在这件事中的所作所为，并且隐隐地意识到，其实最应该感到愧疚的不是杨玲，而恰恰是我自己。事后想起来，做了这么些年的朋友，我应该很了解杨玲，应该早就可以看到她的惶恐和绝望，早就想到她是为了不扫我和佳敏的兴不让我们失望而在勉为其难。可是为什么我竟然会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究竟是什么遮住了我的眼睛？这些年来我一直以她的朋友和保护人自居，可是到头来伤她最重的却恰恰是我！
虽然这时候我已经想明白了一些事情，但我并没有再给佳敏打电话，更没有去找杨玲。在我们当时那种年龄，想明白了是一回事，但要去面对去承担又是另一回事。我得过且过地拖着，想在那个漫长的暑假里积蓄起足够的勇气，然后再去对我的朋友说一起"对不起"。
那个暑假对我来说真的是太漫长了。以往的所有假期，我几乎都是和佳敏和杨玲一起度过的。我们一起做作业，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聊天，一起挤在杨玲家狭小的饭厅里看电视。可是这个假期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佳敏只在假期刚开始时给我打过两个电话，只说了不超过五句话就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知道因为杨玲的事情佳敏对我有了一些看法，可是我不想解释。
那个暑假让我突然意识到了杨玲不仅仅是一个需要我帮助和保护的弱者，是一个需要我每天去背负的负担，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真正的朋友。她需要我，而我也同样需要她。每当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躲在空荡荡的家里发呆的时候，每当我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时，我就会想起杨玲那双清澈纯净的眼睛，想起她静静地凝神谛听的样子。后来，在杨玲之后，我再没有遇到一个像她那样肯于用心去关注和倾听的朋友，一个也没有。
我开始盼望假期快点过去，我已经下定决心在开学那天和佳敏一起去杨玲家接她。可是就在开学的前几天，我突然接到了杨玲写给我的一封信。
……对不起，楠楠，我知道我让你很生气也很失望，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很怕，我怕极了。我怕见人，怕上电视。我觉得自己长得很丑，又是残疾。你和佳敏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非常喜欢你们，非常爱你们，也非常感谢你们。可是我只会把这一切都藏在心里，或者只说给你们听。要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那些感激的话，我怎么说都说得不自在，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假很做作，好像是编出来的似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了能说得好一点，我也努力过，我甚至把要说的话都写下来，又背了下来，可还是不行，不行。可是我又不敢告诉你们，我怕你们失望。我知道你们都非常想拍这个节目。我也曾经幻想着，等到了正式录制那天，我就会不那么紧张不那么害怕了，可是在演播室里，当你把我放在椅子上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彻底地崩溃了。我怕极了，我只想哭，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请你原谅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什么也不能为你做，只会让你伤心失望。
我要转校了。有一个男人要娶妈妈，我们要搬过去和他一起住。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我好，可是妈妈说他对妈妈很好，我想他对我可能也不会太坏吧。楠楠，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有比你和佳敏更好的朋友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永远不会……
我的眼泪从眼眶中奔涌而出。妈妈进门来，看见我的泪水，吓了一跳。"你怎么啦？"我捂着脸，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就像杨玲在演播室里一样。
高二新学年，我每天又可以跟别人一样上学放学，而不必起早贪黑地去背送杨玲了。肩头没有了负担，可是我的心头却变得沉甸甸的。
杨玲转学之后，我和佳敏分别报了文科班和理科班，交往越来越少，渐渐变得疏远了。到了高三毕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冷淡到见面时只是点点头相互空洞地笑笑的地步。
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夏天，我猝不及防地一下子失去了两个最好的朋友。
我粗略地数了数，在我的采访记录中，至少有七八个是有关友情的。朋友和友情在中学生的生活当中所占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我之所以从中选择李楠的故事来写，是觉得它有些特别。一段美好而真诚的友情的终结不是因为背弃，甚至也不完全是因为误会，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杨玲的心理障碍可以毁掉一次采访，毁掉一期节目，却毁不掉三个人的友谊。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李楠曾经自责地说过，一切都是因为她的自私，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一个几年间起早贪黑风雨不误背送朋友上下学的人，难道会是自私的吗？如果非要给这段友情的终结找一个可以理解的理由的话，那么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脆弱。杨玲固然很脆弱，那么李楠呢？佳敏呢？难道她们就不脆弱吗？青春的友情有时候就会像水晶，美丽、纯净，但却易碎。
李楠现在在一家合资企业做职员，晚上经常要加班。不加班的时候，她就会和朋友们一起去上网去泡吧，不过也仅此而已。她对我说，其实把她现在的这些朋友叫做“玩伴”应该更准确一些。说这话时，她的表情有些失落有些伤感。看来，中学时代那段无疾而终的友情已经在她心里变成了一段永远难以释怀的记忆。
对了，差点忘了那个晓晨。那个晓晨其实是李楠的一个表弟，当时上初中三年级。他根本就不曾见过杨玲，只是听表姐李楠说起过两三次。他心血来潮地给阿美写了那两封点播信之后就出国去了，甚至都没有再听过“星空情缘”。几年后他回国探亲，偶尔想起来问李楠，她的那个朋友怎么样了，这才把这个谜底揭开。可是问起当初他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迷茫和困境，才想起要写那封信的，他却根本想不起来了，只是还恍然记得他当时为杨玲点的那首歌叫《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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