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青年陶伟今年26岁，父母是工人。陶伟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是财会。不过，陶伟没去上班。毕业这几年，他就一直选择打短工维持生计。原因之一是不想受那种固定上班的束缚，原因之二是他一直想在文化方面发展。最初他打算写歌，坚持了两三年，认识的女孩倒有几个，歌词却没卖出过一篇。接着他迷上拍纪录片了。陶伟的经费来源实在有限，大致分成三块：自己打零工挣的算一部分；找父母要一部分（父母给陶伟的钱其实也就是当初预备给他娶媳妇的钱，耐不住陶伟这几年磨，零调敲打也剩不下什么了）；大学时的哥们儿为了理想主义再凑一部分。陶伟大学时的同学，有一些在银行、保险公司里工作，几年下来，多少都有了一些积蓄，有的已开始贷款买房买车。每逢聚会喝酒、唱卡拉0K，他们都会叫上陶伟，临了再塞给他两包儿好烟。有时，陶伟会一脸不屑地跟文化圈的新朋友谈起这些过去的朋友：“他们呀，其实就是一帮小资……”
在生活窘迫的状态下，接受别人的帮助，转过脸却又不屑或质疑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的“灵魂”。像陶伟这样的生活态度，在过往二十年城市的文艺青年中，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他们大多表现为：有一定人生理想与个性，但往往不善于应付自身的生存困境，在所欲献身的领域眼高手低，并在内心对与自己持不同生活态度、过着相对世俗化生活的同龄人，抱有某种歧视。这种歧视在早先，有些会演化为对社会及人生私下牢骚的一部分，并没有登上筛选严格的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而是在日常谈话中被发泄掉了。但伴随着社会全方位进入发言自由的网络时代，这种歧视或牢骚得以堂而皇之以文字的形式在各个网上论坛登录，然后再搭乘“网络文化”这条快速通道进入追逐时尚的传统媒体。近几年来，那些形形色色关于“小资”话题的搞笑描摹或“N条理由”，都是遵循这么一个脉络浮出海面的。
“小资”固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动漫版矫情，但“小资谴责奢”却又未始不是时尚闹剧的另一类丑角。
“星巴克”的咖啡其实很一般，店面也不是太雅致。有些城市的“星巴克”还专找大商场的一楼租店面，熙来攘往，全无情调。搞不懂为什么就被整成“小资”标志了。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前几年这店的名字频繁出现在一些小女子讲述“白领爱情”的故事或纪实里，以致造成了假相。网上再传来传去，一下就升格成“品味”之一种了。
“哈根达斯”没吃过。倒是听吃过的人讲：没什么特别感觉，也就是一般性的合口，兼以比平时的冰激凌贵许多罢了。对方挺谦虚：说一人一个口味，另外吃的地点可能也重要。要是坐在杭州西湖边儿上，吃那里卖的“哈根达斯”，也许挺过瘾……这么说话的人我倒相信是真有几分“小资”基因。可是，全世界只有一个西湖呀！或者说，有湖的地方不一定就有“哈根达斯”。再者，守着湖边喝冰啤或者来壶龙井，也同样是件挺爽的事吧。若这样就把“哈根达斯”划归“小资”的代表性符号，总是有些权宜和草率。
记得在一篇罗列“小资”符号的文章里见过，说“小资”们讲话爱中英文掺着说，连对单位看门老头和做卫生老太太也不放过。这就有点满嘴跑舌头了。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香港电视剧里温兆伦、罗嘉良这些“历代贵公子”这样说话，日常生活里这样说话的人，也就是演艺圈个别分子和回来的美籍华人。构不构得成是一个“阶层”的普遍习俗，实在大可怀疑。我的一个老同学，当年曾供职于合资饭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跑来向我告急，说快帮我想个外国名字吧，我们那儿从下个月开始，每人的胸牌上都得有外文名字。我随口敷衍，说你不是有一阵儿特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吗，干脆你就叫“维克多”，跟雨果叫一样的名字，多过瘾。这哥们儿欢天喜地地走了。多年过去，除了不同单位的胸牌上，“维克多”的字样依旧外，也没见其有什么异样，照旧满口本地话，逢酒必喝，每喝必醉……
当然，我知道把Logo作为一个话题，这里面就学问大了，不只是我说的男装这一点。那应该是属于髓整体识别里的—种吧。比如“范思哲”、“圣洛朗”什么的。我俗且无知，举不出那么多品牌，大概就是这意思吧。不过认个死理儿：这类东西再时髦也不会时髦到让你顶着个标志到处出洋相的地步。所以以此类推，那些服饰品牌追求成龙配套的先生小蜜们肯定是有些毛病的。因为这种东西一认真就傻了，还冒出脱贫致富的迫不及待。
不过我还听说有帮子时髦人喜欢故意把那些牌子打乱了穿，故意不配套，这样可以显出个性。可这也有点儿累吧。随便超市买个什么大众牌子乱穿，假装李泽楷不就行了。买了好东西偏要弄乱了再假装大众、随意，这心思也玩得过于深了。比那袖口留牌子的还要装蒜。
可即使你折腾得再复杂，不也就是几件衣裳吗。
Lo或不Lo，这绝对是个问题。事关虚荣的尺度，把握起来挺难。
讲个诗人的小故事吧：说美国老嬉皮金斯堡年轻时奇装异服，吸大麻玩同性恋，最刚的时候光着身子上台抱个吉他瞎弹，还美其名曰是“诗朗诵”。后来这人晚年执教大学，据说竟也开始人模狗样、衣冠楚楚了。人问：“您现在怎么也穿起西装来了?”金翁曰：“我才知道穿西服原来这么舒服。”有关这个故事，以前我看过听过好几个版本，也不知道哪个对头。不过它们好像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没交待金斯堡的西装袖子上缝没缝民工的那种Logo。
事后我想，也许没有吧，崇拜者们不好意思直说。诗人的着装品味一般都是比较差的。艾略特算个例外。那也是因为他给人当过会计。
趋利使人知礼仪。这是这些年大家的一个切身感受。早几年，有个叫茅于轼的学者，曾写书分析经济发展势必对社会规范及道德起促进和重组作用。指望有一亿个雷锋式的圣徒，与指望有一亿个敬业守规矩对得起自己工资的国民，后者显然实现的可能更大些，而且这指望也来得更塌实。放到具体行业对消费者的服务上讲，享受有偿服务是理所应当的，而要求人家无缘无故对你好，只能说明你有病。无利不起早嘛。利用人性特点把大家往正经路子上引，这挺好。
惟一的区别在于“度”：比如你去买杂志，有的杂志印得花里胡哨，封面和纸花了不少钱，但给人的感觉只有时尚和奢华，看不出关怀，惟一的用处是让你能炫耀你肯花钱买带字的印刷品。当然有时人家也会送你一袋洗发露什么的，但那其实只是一种实物派送广告。而有的杂志（比如我订的《世界仙界文学》每期夹个书签，薄薄一张小纸，却大不一样了，因它顾及到了你的心情。前者是诱惑，后者是关怀，虽然有偿，虽然微薄，但你想想哪个好些。
当然，大多数有偿关怀是阶段性的，而且比较普遍。我家住的这个新建小区据说有几户楼顶的房子有裂缝，房主要求退房，但条件又和开发商一直谈不拢。商人决定不谈了，冷处理，还贴出了验房合格证，以示坚决。几个业主也有主意，索性在小区楼壁上四处书写“裂楼”，观众触目惊心。物业来人把字刷去，业主换了沥青再写，好，这下擦不掉了。时不时有初来舍下的客人问我：你住的这个楼怎么回事?解释之余只有苦笑，其实业主们还是不懂法：你六楼就算真裂，写人家一楼的墙上干吗?那墙可是人家的，这要在美国，人家还没退你房呢，一楼的先上法院告你和物业、开发商个底儿掉。现在没有明确的、大额的处罚办法，所以搞得很像荒诞剧。一句话，大家对钱的威力认识得仍然不够，还是不爱钱。
不管是挣钱的还是花钱的。
这一段一直在做一件事：编选点评一本有关BBs上帖子的书。借此机会访问了不少网站，其结果是我成了半个网虫，还学习了不少网友五花八门、百感交集的帖子。其中，有一条从报纸上转载的消息令我长久陷入一种出神状态——那是关于上海配音演员毕克去世的。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习惯看中国人配音的外国影片反正十几年前乃至更早，大家确实一直就是这样来看外国片的。那时别说影碟机，连录像机彩电都仿佛是传说中的东西。那些上影、长影的配音演员，毕克、尚华、孙敖、向隽殊、盖文源、丁建华……这一连串亲切而又仿佛久远的名字，给我们和银幕上那些高鼻深目的外国鬼子的喜怒哀乐，铺设了一座虽不宽阔倒也顺畅的小小拱桥。三十岁左右的人谁不记得邱岳峰的罗切斯特先生、孙道临的哈姆莱特、胡庆汉的冉·阿让、童自荣的佐罗以及陈汝斌和乔臻在不同剧集里所配的“黄玫瑰”呢！
毕克是那几代配音演员中了不起的一个。他配的克里斯蒂笔下人物侦探波洛，声音与原片中的表演交相辉映，带给人一种懒洋洋的优雅和狡狯兼备的享受。这是今天我等看字幕影碟时所体会不到的。毕克配的《追捕》、《幸福的黄手帕》、《兆治的酒馆》、《远山的呼唤》也具有同样的感染力。可以说，当年如果没有毕克出色的声音进行二度创造，高仓健在中国观众中受欢迎的程度多少是要打个七八折的。
我更年轻的时候就迷过配音，留意多了，发现配音演员其实也自有其创作上的风格。也分可模仿与不可模仿。毕克更多属于后者。这些年，听到电视剧里不少模仿邱岳峰、乔臻、孙道临甚至童自荣的声音，却很少听到毕克的模仿者。为什么，我想了一下：大概是因为毕克的嗓音先天浑厚，许多人生理上首先条件不够。另外，毕克处理声音是把戏剧化藏在日常腔调的里面，难度较大，一般“棚虫”（圈子内对配音演的统称）不肯下也不知道怎么下那个工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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