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全部论文完成以前，我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我想继续做下去。找的这个兴趣，当然是由作这篇论文而开始的。小时候我熟读过江统的《徙戎论》，但是只把它当作一篇古文读了过去；没想到在哈佛大学作博士论文的时候，这篇《徙戎论》却供给了我若干有关中国民族移动的重要资料。由于城墙建筑及人口增减的各种研究，所得到的几点结论，最扼要的推论为：汉族在历史时代两次南迁，构成了中国汉以后的民族与文化演变两件最可注意的事实：第一次是永嘉时代的大移动，第二次是靖康时代的大移动。由此我想到中国民族之形成及移动，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最现实的两件事，而且是一直到现在还在活跃表现中的事实。我的论文虽说是终究结束了，但是我从此得了一种比较持久的研究兴趣。这兴趣的养成，除了从作论文的经验中得到的若干丰富的光与热以外；大半还是靠着在哈佛大学三年，与人及环境的接触，无形中的若干启发而培养出来的
到美国来的外国人及美国人自己，一向都认为剑桥这个地方是美国文化的中心；就是现在这地方的人们自己也还有这个感觉，总以为除了学术以外，在宗教、政治与道义上，他们也是全国的领袖。美国独立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说法，哈佛大学的确是产生这些领袖的最高学府。所以除了他们的学术标准，远在其他大学水准线上以外，就是在法律与道德的观念方面，他们也是自命不凡的。然而他们的宗教与道德标准，说来说去还是不能超过英国带来的那一套传统，也许还挟带一点儿大陆的气息；只是这大陆的气息并不浓厚。美国东北几州统名为新英格兰。当时我还不曾到过英国，所以无法把新英格兰与旧英国作任何比较。在哈佛大学里所传授的宗教、文学、艺术及科学，很显然地都受了英国传统的影响，这传统里的精华也因为移植到美国来而更发展。不过总说起来，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哈佛大学里的英国传统已经改变了许多，所教的课程也随潮流变更了许多。譬如拉丁文已不是每一个大学生所必修的课程，神学也渐渐衰微，这都是很显然的事实。在自由与民主思想的发展上也发生好多挫折，这个挫折可以说都是由种族问题所带来的。在哈佛大学当一个外国学生，固然很少直接接触到这些大问题，而且种族问题在表面上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实际问题发生；不过在学校里，偶尔也发生若干令人关怀的事件。例如哈佛大学一年级学生宿舍里，黑人是不是可以住进去？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一般说来，我们中国学生在大学里所受的待遇，要看各个人自己的行为而有差别，因为每个人的行动，往往因志趣不同而有别；每个人除了读书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活动，各种活动所接触的方面又各不相同。中国人以及许多东方人，在美国做学生，或者长期的居住，若是与美国人接触的话，是很快就可发现他们不能超越一种范围。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在戏院里和一般娱乐场中看出来；若是到美国南部去旅行，这种范围则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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