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说在南京的情形
至于南京时代其他的一切，都是后来长大了一点翻照相簿的时候，听妈妈给我讲的。
抗日战争前，父母都在南京。爸爸（胡汉文，字梦江）是司法行政部一个叫不上什么“长”的公务员，但月薪已有一百二十元。那时物价稳定，'“法币”钞票可以等值兑换银元，所以那一百二十枚老秤七钱三分的银元，就是五十多两白花花的银子。妈妈（熊在岷）先是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了一年，后来进入中央大学教育行政系，其间（1933年）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小翕”。大概就是在妈妈大学毕业前后，这个女孩（我无缘得见的姐姐）害病去世了。过了没有多少时候，1935年7月14日，我出生在南京鼓楼医院。
我们的家在玄武门外一个叫做“大树根”的地方，从两张老照片上看，我们家那独门独户的西式小平房颇为雅致。我长大了以后，有一次突然觉得自己的初栖地（我的“根”）叫做“大树根”，不是很有那么点“大气”吗？于是颇窃以为荣。有一次我去南京出差，特意溜达到玄武门附近，想寻访以前住过的地方，碰到的人却都是一问三不知，又难免让我感到怅然。
妈妈喜欢文学，毕业后经亲戚介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文艺科任干事，主要是从事文艺作品的审查，也有不错的收入。三口之家的生活尚称“小康”。那时我的玩具装满一大网篮，网篮有农村里用的箩筐那么大。南京水果很多，我每天都能吃到切成小块盛在盘子里的香蕉、苹果。爸爸妈妈下班后，就把我放在一个童车（那种“外国人的东西”当时还稀罕）里，推着到后湖（即玄武湖，那时也叫“五洲公园”）去散步。就是说，我在南京那两年的婴孩时代过得很适意，不过我自己真正记得的，却只剩下了那“一块糕”的歌。
爸爸妈妈都还年轻，朋友、同学、同事之间常举行家庭舞会。在我会走路的时候，他们曾把我带去，后来听人家都说妈妈舞姿很漂亮，而我是在四十年代回上海后才亲眼目睹了。爸爸还告诉我，那时候大人们跳起华尔兹来的时候，我也抱起一个小板凳学着他们滴溜转，这是我贡献给人们的第一个“滑稽秀”。后来我喜欢跳舞，特别是华尔兹，也许和幼小时的体验多少有点关系吧。
可惜好景不长。我两足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大战后战事很快逼近南京，政府机关纷纷西迁，爸爸也随司法行政部迁到了重庆。祖父、祖母、叔叔们、姑姑们一大家人，仍住在上海老家。上海虽然开战早，但局势没有首都南京那么恐慌，他们暂时还没有考虑逃难。妈妈则带着我先去昆明她的娘家，并约定等爸爸在重庆安顿好以后再去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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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