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邦的逍遥与危机评《花庵物语》余岱宗面对物质越来越丰盛技术越来越发达的现代消费社会，对失去自我的担忧成为越来越鲜明的一个文学主题。在现代社会中，物的丰盛景象为城市创造一个又一个盲目拜物的消费场景。跨国超市、电视广告、商业典礼，无不在宣扬着现代人的“标准”的幸福模式应该是哪一种景象；无不在通过快乐的男女形象暗示观众和顾客，消费某种商品便意味着你融入了现代社会的主流，甚至通过消费某种商品，你就能与某个大众明星达成某种“超自然”的关系——你和某明星一样也在用同样的牙膏和香皂。这意味着，商业社会最终要你相信，物是具有某种温情，是进入大众的想象中的“健康”或“高贵”生活的一个捷径。正是处在这种为丰盛的物质重重包围的现代社会中，一些“文明人”终于感觉到物的链条所形成的包围对他们天性的窒息，从而萌发了超越物的现实，重返自然的信念，这种信念，一旦进入现代审美领域，对自我理想的推崇，对工业社会的挣脱，对乌托邦景象的怀想，对单纯人际关系的渴望，便转化为一副副生动的文学图景。《花庵物语》这部长篇小说，正是以提供这种嘈杂混乱的工业社会外的乌托邦之生活图景见长的小说。
我将《花庵》命名为寓言式的成长小说，这是因为，其现实图景是虚化的，整个小说是将人物放在“花庵”这个“乌有之邦”的环境中来展开的。而所谓“成长”，是指，居住在花庵内的三个女主人公，皆是失去双亲的三个年轻的女性，她们聊天、下厨、看书、赏花，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但她们并不“无为”，至少在表面上她们是积极地与花庵之外的世界积极地交换着“能量”，她们尽可能用她们的方式改变世界，也在努力塑造她们理想中的自我，这就是三个女主人公不断“成长”之处。这三个女性，天籁、云破、斜月，甚至将一个12岁的男性流浪儿招入花庵内，为其取名“海淼”，充当他的母亲，将他“培养”成一个出色的作家。这就说，这三个女性有心按照她们的意愿在培植新的人性，并精心呵护、构筑培养“新人”的“真空环境”——花庵。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花庵中的三个独身女性与花庵之外的现实社会的关系。我感觉特别有趣的是，花庵的三个女主人公在“外面的世界”中似乎都不是低能儿，她们可以轻松地获取金钱和赢得自尊，甚至云破这样的女孩子还被塑造为一个熟悉空手道、将一个愚蠢好色的上司作弄一番的“女战士”形象。所以，花庵的主人公们虽然排斥外部世界，厌恶外部世界的虚荣、欺诈、贪婪和肮脏，但她们不为外部世界所压跨，或是仅仅成为诅咒外部世界的避世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避世，但不厌世，她们对世界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积极，甚至是勇敢的。她们勇于承受社会压力，绝无卡夫卡《变形记》中男主人公不堪社会重压而变成大甲虫的那种令人恶心的压抑感和异化感，花庵的女子们充满朝气以及打造新生活的勇气和能力，所以，在她们与外部的现代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反异化的关系，而不是被异化的关系。在这部背景被虚化的小说里，作者所展示的“外部世界”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暴力肆虐，女主人公们在这个“外部世界”里是可以凭借她们的美貌和智慧获得名誉和金钱，作者有意识地将这三个独身女子作为杰出的女子来创造，或者套用时尚的语言，在这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这些女子的形象都有美少女战士的特征。她们热爱自然，向往自由，但在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依然能够应对自如，甚至她们能够让她们的意志获得完美的实现。她们要让海淼“变成”作家，果然，在三个独身女人的精心策划和培育下，海淼成为畅销书作家，海淼成为她们杰出的精神产品，成为她们向“外部世界”证明她们的精神优越性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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