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姚燧一样具有文风改革意识且取径相同的，有元明善。张养浩称其为“踵牧庵而奋者”⑦。马祖常则谓其“诸经皆有师法，尤深于《春秋》。弱冠游吴中，奋宋、金季世之习也，已名能古文”。“出人秦汉之间，本之于六经以涵泳膏泽，参之于诸子百家以骋其辩，刻而不见其迹，新而必自己出……倡古学于当世，为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③明善也曾以出入秦汉自诩，其实不过是取法于韩愈的“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④，骨子里仍是学韩，故其文语多排再，雄放壮丽，时作诙诡以出奇气，亦有为祛流荡而为矫激者。当时，吴澄即言明着“其文脱去时流畦径，而能进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艰，明而非浅，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韩子之堂者，不于斯人而有望欤”⑤。<br> 受姚燧、元明善的影响，学韩而时为名臣者，还有张养浩。孛术鲁狮《云庄类稿序》云：“本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奋而宗之，如云庄张公，其魁杰也。其文渊奥昭朗。豪宕妥帖，辞必己出，凛有生气。”王世稹得养浩《王友开墓志》，叹其“奇诡”，纪昀谓其《陈时政》诸书，“风采凛然”⑥。论者以为养浩学韩以矫金、宋之弊与姚同，而学韩偏以怪奇为豪 宕、语艰涩而不妥帖，亦与姚同。<br> 承姚、元一派而学韩，渐得其真者，是元氏弟子马祖常。元代始行科举法，祖常会试第一。他才富笔健，加上借鉴前辈学韩经验，故其文真能兼得韩之豪宕、妥帖，跌宕昭彰，气盛言宜。胜过姚、张多多。宋濂说“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一言”①。所谓“专以先秦、两汉为法”，并未挑明祖常因学韩而出入秦汉的实质，苏天爵称其“接武隋唐，上追汉魏”②，似乎更切合实际。<br> 姚燧、元明善、马祖常都是身经数朝，久为馆阁名臣，其文风在天下自有示范作用。当时姚、元即有“文宗”之称，祖常之文也是“后生争效慕之，文章为之一变”③。除了文风上的表率作用、导向作用外，姚燧等人对元代散文发展所作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强烈的散文革新意识。他们不愿元文沾染金末、宋季文风之弊，锐意创造一种刚健、明朗的文风以戒其滑易、平弱。他们学韩，不但留意于韩文的豪宕、妥帖，还学得韩愈出入先秦、两汉，以复古行改革之实的做法。这些对元代文士在散文创作中另辟蹊径，也有启发作用。<br> 这样，从金末元初的元好问到延楁占年间的马祖常，元代散文发展有一明显趋向，即通过学韩以振唐风。目的则有二：一是阻遏金末、宋季滑易、平弱文风在新朝代的蔓延，二是将元文发展引向雄放、刚健一路。方法是复古，但学韩，不拘于韩，而能出入先秦、两汉。这一趋向的最大特点，是对雄奇、劲健文风的追求，对散文义理的规范倒在其次，而对文体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br> 二、衍宋脉，仍以欧、苏为宗<br> 所谓衍宋脉，指对北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继承。这一散文发展倾向，是在元代作家对宋季文风之弊成因冷静分析和重新认识北宋（特别是欧、苏）文风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br> 宋濂说宋季文风之弊，列举数端言之。云：<br> 辞章至于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视应用为急，俳谐以为体，偶俪以为奇，砚然自负其名高。稍上之，则穿凿经义，巢括声律，孳孳为哗世取宠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语录，佐以方言， 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将以明道，奚文之为?又稍上之，骋宏博则粗精杂糅，而略绳墨；慕古奥则删去语助之辞， 而不可以句，顾欲矫弊而其弊尤滋。（《剡源集序》）宋濂说宋季文风弊端，并未说到弊端产生的根本原因。有见识的元代作家在考虑元代文风取向时，是不能不对宋季文风之弊的成因作一番反思的。由于元代散文家多数都接受程朱理学，他们思考较多的应是学欧、学苏和宋季文风之弊的关系。反思的结果，是一部分人认为欧、苏散文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其文风可学、可传；宋季文风冗絮平弱，是学者未得欧、苏之真，学走了样，因而他们仍要通过学欧、学苏消除宋季之弊，开创元文新风。当时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少，既有自宋人元者，又有在元代成长起来的文士，所以在元代散文发展史上，继承北宋散文艺术传统，仍以欧、苏为宗的倾向存在时间较长，影响范围较广。<br> 促成这一倾向、自宋人元的重要作家，有戴表元、程钜夫和吴澄、赵孟颊等人。<br> 戴表元于宋度宗咸淳年间中乙科，赐进士及第，在元以荐除信州教授，调婺州，称病辞职而归。为学崇尚朱熹。论诗主张革四灵派、江湖派及江西派流行之弊，论文主张文道合一。尝谓“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永嘉之学，志非小動也，挈之而不至，其失也萎。江西诸贤，力肆于辞，断章近语，杂然陈列，体益新而变日多。故言浩漫者荡而倨，极援证者广而颧，俳偕之词，获绝于近世，而一切直致，弃坏绳墨，而棼烂不可举”①。为文则“闵宋季文章气萎东而辞骫骳，散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②。“其文清深、雅洁，化朽腐为神奇，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许与”①。观其题跋、赠序、杂记，各含意趣，并不拘于理学，而议论通达，庄谐并作，信笔挥洒，行止自如。宋濂称其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峦出云，姿态横逸，而连翩不断；如通川萦纡，十步九折，而无直泻、怒奔之失”④。宋濂的形容，描画出了戴文清新自然、萦纡曲折、姿态横逸而又纵放、洒脱的特点，其原自出于苏轼而兼得欧文之纡徐。显然，他的学苏、学欧，井无宋季文风之弊，故宋濂视其为宋末元初之“障其狂澜”者。<br> 和戴表元不同，程钜夫人元，政治地位很高，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曾奉诏求贤于江南，网罗南宋故地儒林、文官名士。其以文章见重于元室，连仕四朝四十余年，得封楚国公。程钜夫重事功，讲实用，厌恶宋季“数十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⑤，故论文看重其“实”。同时也不轻视文字表达技巧，认为一技一能“亦必疲精力、涉岁月乃能精”，于作文之道“未可以一技一能小之”①。提出继承古文传统，不过“学足绍先王之道，言足垂将来之法而已，岂必模三坟、拟《大诰》而后为古乎”，并通过称赞李仲渊古文的“精凿、沉郁，不假议论而理自见，不托迂怪而格自奇，其本则六经，其辞则杂出西汉而下”②，标举其理想文风。他反对“模三坟，拟《大诰》”，不单是一般地反对拟古，还有反对用语佶屈聱牙，提倡语言平顺、明朗的意思，故下文言“其辞则杂出西汉而下”。而说“不托迂怪而格自高”，也表现出他对平正风格的向往。至于讲“不假议论而理自见”（同篇还说到“议论胜而文气卑”），既反映出他对宋季以议论为文风气的不满，也显出他对说理艺术的重视。纪昀言其“文章亦舂容大雅，有北宋馆阁余风”，谓其七古“不减元祐诸人”③，是看出了他诗文皆学欧、学苏的特点的。大抵钜夫学欧、学苏，既取其关注国事、不为空言之精神，又学其为文之从容、自然；即使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即使任意挥洒，亦自有法。于欧文之风神、苏文之文理自然，尤有心得，故其文风能祛宋季之腐滥、奇险。时人谓“钜夫以平易正大之学振文风，作士气，元代古文之盛，实自钜夫创之”④，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元代散文发展中，学欧、学苏，首创平易、自然、雅正、舂容之体，始自钜夫。<br> 程钜夫求贤江南，所得人才中最富盛名的是吴澄、赵盂颊。吴澄本是钜夫的同学，学问、文章都很出色。其学本于朱、陆，而以陆为主。他是元代前期两大理学家之一，时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①。其学主于著述以立教，故其能文，得为翰林学士。他认为文“以纯备”，离不开作者的学、识、才、气。所谓“非学、非识，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气，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备，文其能以纯备乎?或失则易，或失则艰，或失则浅，或失则晦，或失则狂，或失则萎，或失则俚，或失则靡”②。受心学影响，其论诗、论文都注重作家的独创性。主张对前代诗文，“学者各有所从人，其终必有所大悟”③，“不必其似而唯其可”④。论文主自然、平易，反对艰涩、怪僻。尝谓“理到气昌，意精辞达，如星灿云烂，如风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强其言，蹇涩其句，怪僻其字，隐晦其意，而后工且奇”。而喜为文“温然、粹然，得典雅之体”⑤。故其为文，取欧、苏而用之，所作“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⑥，有文质彬彬之美。赵孟颊为宋王室之后，书、画、诗、文皆精，风流文采冠绝当时。元仁宗与臣下论文学之士，以孟颊比唐之李白、宋之苏轼。曾继程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为文学欧、苏而得欧者多，故其文说理、叙事纡徐委备，辞尚体要，言意相称，用语尚平忌繁。戴表元说孟颊在南方“稍长大，四方万里重购其文，车马所至，填门倾郭，得片纸只字，人人心惬意满而去”①。见得孟颊文风入朝前已经形成，也说明他的文风深受南方人士的欢迎。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