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说明，施展这种无往而不利的战术，正是时迁的专任，别人无法分担。这种场面出现得愈重复，就愈是对时迁重要性的确认。可是，曾利用时迁去挽救连环马之劫、巧取大名府和大破曾头市的《水浒》本传编写人竟让他在众多梁山头目中排名第一百零七！
时迁可怜的名次，不要说一般读者接受，连不少对《水浒》有精到见解的专家亦无异辞。他们仅希望能够找得出何以时迁应该是第一百零七名的理由。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明末第一才子金圣叹的意见。他按九品中正的规格定梁山人物的级别，归入"下下"组者仅二人：宋江（金圣叹极恨宋江，但有人辩说这是掩人耳目的保护色）和时迁。因何极贬时迁，金圣叹没有作正面交代，仅在时迁盗甲一回（金圣叹本第五十五回）的回首总评以淫妇和小偷并论，指均为《水浒》所极非议者。金圣叹要贬就贬，毫不理会此回以及前后数回并不讲淫妇的故事，更看不出凭武力强夺（归并梁山前的各小山寨，哪一座不是靠此伎俩为生？）和以巧技盗取根本全无性质之别。如果说金圣叹不过认同一般社会价值观念，看不起小偷，因而贬得过火，就等于说，金圣叹根本不明白梁山聚义应是反社会价值观念意识的产品。世俗人贬小偷，尚可理解。梁山集团贬小偷，岂不匪夷所思！
金圣叹之毁时迁声誉较《水浒》本身尤烈。《水浒》只是对时迁的功劳采视而不见的态度而已，并没有如金圣叹之把他定为和淫妇一样下贱。整个清朝，下及民初，《水浒》的流通全赖金圣叹的本子，金圣叹之极贬时迁难免对读者产生很大的影响。
时至今日，除甘受金圣叹所愚，且鼓吹其信口雌黄之语为高深学问者外，其胡扯虽再不易骗人，读者对时迁的观感基本上仍是老样子。
首先突破这困局的是张恨水。他不同意时迁是下下人物，而以为若从道德和法律的观点去看，就算时迁被判为强盗，罪亦在宋江、吴用诸人之下，用建功程度衡量的话，则当列名高于萧让（第四十六名，即地星组的第十名）、宋清（第七十六名）、郁保四（第一百零五名）等。这样说尚不够彻底，且嫌正误参半。
时迁怎样说也不是梁山的领导人物，排名自当在决策人士之后。这是不必申明的。要申明的是时迁所立之功究属何分量。从张恨水所举三人在地星组中层次有别（他看不出宋清是屈居下榜的上品之才），而以萧让名次最高这点去看，或者他以为时迁该排在地星组首十名之内（名次起码要比萧让高）。按上文所讲时迁的功绩，张恨水给他的定位还是不足反映实情。
时迁应列席天星组的中层才对。理由一说就会明白。盗甲是以一人之力挽救整个山寨的特级功勋，在《水浒》书中很难另找一个可资比较之例。火烧翠云楼是别人无法承担的工作，起码该列为一等之功。刺探曾头市或许层次较低，也足称为二等功绩。要在梁山集团里再找一人对山寨贡献如此之大恐极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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