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许多作家的回忆之中看到，他们与文学的相遇往往具有某种宿命一般的缘分。相形之下，北村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出人意料的情节。我提到这个开端，意在论证一个事实：文学本身的诱惑致使北村投身于小说。大学里面文学书籍的阅读和文学史的传授触动了北村的某一根隐秘的心弦，于是，文学写作开始了。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兴趣；在这里，文学的写作与研究时常交替出现。换一句话说，北村这一代作家不像他们的前辈，他不是因为积压了过多苦难的故事而迫不及待地握住一管笔。他一开始就指向了文学自身，而不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工具。这个事实的意义我还会在后面反复提到。
于是，这样的情况就不难解释：北村这一代作家更乐于从叙事技术切入小说。文学范畴之内，叙事技术成了一个首要问题。这不仅来自20世纪一批现代小说大师的启迪，同时还由于语言在20世纪文学理论之中获得的至高位置。这种气氛之中，北村迅速地向一批称之为“先锋”的作家靠拢，叙事革命成为他们的共同追求。他们的企图是破坏、瓦解和重建小说的表意系统。
诚然，如同许多作家一样，北村并不是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从《黑马群》到《谐振》，人们可以从一系列小说之中指出种种生涩之处。可是，到了1989年——到了《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发表，北村仿佛突然之间成熟了。从《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到《逃亡者说》、《归乡者说》、《劫持者说》、<披甲者说》、《聒噪者说》，北村叙事的个人风格愈来愈强烈。在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或者叶兆言这批作家之间，他的叙事实验走得最远——他的足迹常常超出人们目力所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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