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讨论的小说文本都通过文本中产生出来的叙述声音来涉及有关权威的问题。在各种情况下，叙述声音都是激烈对抗、冲突与挑战的焦点场所，这种矛盾斗争通过浸透着意识形态的形式手段得以表现，有时对立冲突得以化解，也是通过同样的形式手段得以实现的。我在书中探讨的文本都建构了这样一些叙述声音，它们力图通过写作加入总体文学，同时对其加以改造。这些叙述者们对男性文坛的权威氛围心存疑惑而避之惟恐不及，也常常对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持批判态度；但是她们都身不由己地受到社会习俗和文本常规的推动，不断复制出她们本欲加以改造重构的结构来。这样的叙述者常常对自己赞同的权威提出质疑，或者对她们质疑的权威表示赞同。也就是说，这些叙述者在致力于创造权威的虚构话语的同时也就展示了西方小说已经建构成形的虚构的权威。而巨，展示虚构的过程最终导致权威的再次确立。其中有些文本在主题意义层次上显示了这样的困境，建构了虚构的权威，亦可说建构了有关权威的虚构话语。
展开
“新叙事理论”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最近十多年，国内翻译出版的都是西方学者著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经典叙事理论，迄今为止，尚未涉足“新叙事理论”这一范畴。本译丛旨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
1999年秋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叙事理论的代表作Narratologies，该书主编戴卫·赫尔曼采用了“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这一短语，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回归循环，而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反思、创新和超越。
结构主义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国家，成了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与传统小说批评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诚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
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下，叙事学研究受到了强烈的)中击。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一味进行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局限性，这种完全忽略作品艺术规律和特征的做法必将给文学研究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们开始再度重视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认为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和小说与社会历史环境之关系的研究不应当互相排斥，而应当互为补充，从而出现了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近年来叙事理论研究的复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目前叙事学家们在分析文本时，一般较为注重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作
用。其二，重新审视或者解构经典叙事学的一些理论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隐含作者”、“受述者”等等。其三，注重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的叙事理论家有意识地从其他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西方叙事理论的“盛一衰一盛”发展史从一个侧面表明，尽管西方每一个时期几乎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替代史。当今，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势态。其实，任何一种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各个批评理论派别之间往往呈现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美国的《文体》杂志第34卷第2期(2000年夏季刊)发表了以“叙事概念”为主题的专刊，布赖恩·理查森为该专刊撰写了导论，该文最后的结论是：“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复杂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后结构主义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范式正在努力占据前台，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批评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但在我们看来，取代并非理想，是否占据中心也并非重要。文学研究的发展呼唤宽容开放和多元互补。希望在新的世纪里。叙事理论在文学研究的百花园里，会更加茁壮地成长，更加绚丽地开放。
中国的文学研究界在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重视形式审美研究，为新批评、文体学、叙事学等各种形式批评学派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