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到了十分荒谬的地步。在他们看来，文学不过是某些政治家手中的一张牌。如此，他们要求文学成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的附庸，要求写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题材，都是十分合乎他们的“阶级斗争工具”的文学本质论的。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人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的指导下，开始了对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在文学的本质的问题上，随着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这种重新思考也不可能阻挡地出现了：
“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多年来不容别人讨论的文学本质论，已失去了它的政治后盾，被人们重新提出来讨论。多数人认为，从“左”的单一的政治学观点出发，把文学界定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不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对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是不利的。诚然，文学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婢女的观点，不但缺乏科学的理论根据（要知道，文学不附属于政治，政治也不局限于阶级斗争），而且被十年动乱的实践证明是一种扼杀文学创作的有害的理论。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这种从建国以来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观点，是人们从哲学认识论出发对文学的本质所做的结论。这种文学的本质论认为：文学是一种认识，但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形象性就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这种把形象性当成文学的特性的观点，显然承继了别林斯基的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的观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早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和批评。当然，这种观点不能说毫无道理。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看，文学和科学都反映社会生活，其总的对象和内容是相同的，而且文学的确是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而科学则用概念的形式反映生活。然而，这种把文学的特殊本质归结为形象性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弱点：首先，形象性并非文学作品所独有，文学作品中也存在着没有形象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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