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白生，1964年生，江苏省溧水人。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任职有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主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此外，还担任《跨文化对话》执行副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
　　曾获哈佛燕京博士论文奖学金（Harvard yenching fellowship，1999-2001）、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1998）、赵光潜美文学奖（1997）、北京大学英语系优秀教学奖（1996）等。主要编著包括《肖像》（2000）、《传记文学研究》（1997）、《元首传》（1995）、《走向后现代主义》（合译，1991）等。主编有《独角兽英语阅读文库》（96册、1998）、《布老虎传记文库》（96册，1998）、《传记文学通讯》（4册，1996-2003）等。目前正致力于《世界文学理论》和《生态主义》的研究。

    《传记文学理论》主要讲述了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传记文学的虚构现象，传记文学的结构原理，传记文学的阐释策略等，精彩内容。

　　引言
　　传记文学，魅力四射。她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心理效用和教育功能，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如此，她的重要性才日益被人认识。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指出：“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结晶。”[1]拉尔夫‘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认为，传记的作用应该在历史之上。他说：“确切地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2]大诗人叶芝(w．B．Yeats))l传记更是推崇备至。他以不朽的诗才给传记文学下了一个非凡的定论：“一切知识皆传记。”[3]在中国，《史记》的影响个案不胜枚举。传记文学的重要性早已被文化转型期的先驱人物所认识。梁启超对传记文学可谓一往情深，他的大量传记影响巨大。郭沫若在自传里写道：
　　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I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士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4]
　　胡适是另一位不遗余力地为传记文学鸣锣开道者。他除了自己动手写传记之外还不断劝别人写自传，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传记文学的价值——“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尽管传记文学如此重要，可是传记文学的研究却严重滞后。从国外情况来看，传记文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传记文学的写作。20世纪初，卡尔．范．道伦(Crl Van Doren)指出：“传记这块领地，批评几乎毫无涉足。[2]半个世纪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改观。詹姆斯．克理伏(James L Caifford)在《作为艺术的传记》一书的序言里写道：“跟诗歌、小说和戏剧不同，传记从来没有成为精深的批评研究专题。”(3]直到80年代，伊拉‘布鲁斯’奈达尔(Ira Bruce Nadel)仍然面对着同样的事实：“批评……对传记的风格、结构或语言鲜有论述。”[4]不过，对于这三位研究者所描述的现状，有两点需要补充。首先，在传记文学的研究领域里，对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出过一些专著。有的研究成果，如乔治·密硕(Georg Mih)的自传史研究，甚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传记创作谈纷纷发表。但正如范·道伦、克理伏、奈达尔所说，学术意义上的批评研究几乎是空白。最近二十年，国外传记文学研究异常活跃，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传记文学的研究严重失衡。研究专著基本上一边倒，自传研究空前劲猛，而传记研究却门庭冷落。此外，日记、书信、年谱、忏悔录、回忆录、谈话录、人物肖像、人物剪影、人物随笔等依然少人问津。传记文学的家族谱系如此庞大，不全面研究这个谱系，我们的理论就难臻完善。所以，传记文学仍然在召唤它的“亚里士多德”。[1]
　　我国的传记文学研究目前处于草创阶段。尽管胡适、梁启超和朱东润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开设过传记文学的课程，但遗憾的是，凭他们的影响，却没有能够造就出一批传记文学研究的专门人才。80年代初，唐搜就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几十年匆匆逝去，传记文学依旧是学术方面薄弱的一环。”[2]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填补了一项空白，结束了我国到1992年“还没有一部传记文学史”的历史。[3]但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仍然没有大的突破。在写《传记通论》时，朱文华说，他“每每苦于找不到集中和系统的论述传记理论和写作问题的参考书”。[4] 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里写道：“现代意义上的传记研究当时在我国几乎是一片空白”。[5]在总结近十年来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时，俞樟华和邱江宁指出：“在创作繁荣的背后，关于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却相对冷落，严重滞后。”[6]如果总结一下我国目前的传记文学研究的话，我们看到，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相继出版的专著有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1992)、杨正润的《传记文学史纲》(1994)、李祥年的《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1995)、陈兰村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1999)和张新科的《唐前史传文学研究》(2000)。[7]但传记文学理论的研究还需要大量的奠基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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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唯物论时，瞿秋白对“互辩律”（瞿秋白对辩证法的翻译）十分看重，而对“历史意识”落墨较少。《多余的话》则正好相反，历史意识跳跃到前台，“互辩律”反而屈居暗线。“历史的纠葛”、“历史的误会”、“历史的偶然”、“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1]等等自始至终，通贯全传。浓郁的历史意识弥漫着《多余的话》的每一个章节，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瞿耿白对历史事实的阐释却是非历史的。
　　首先，他切断历史，给非历史性阐释提供了契机。《多余的话》省略了在瞿秋白短暂的一生里掀起涟漪的重大历史事实。最明显的例子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发时，瞿秋白只有十三岁，但这场革命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国丧”的故事是瞿秋白早年生活的一个里程碑。杨之华和羊牧之在他们的回忆文章里都不约而同地叙述了这个故事。瞿秋白的妹妹是当事人，她给我们提供的亲历记无疑更为详实可靠：
　　哥哥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是最年长的。我比他小两岁。他在幼年时期一些不同凡响的言谈举动，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在中学读书时，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时代风云所激荡，已经忧国忧民，深深思索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了。他在周围的人中，最早剪掉了那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我现在还记得他高擎着自己剪掉的辫子，在天井里欢呼雀跃的样子。在当时他幼小的心里，以为国家已经有救了。但到了第二年，他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那年的双十节，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许多人家都挂上红灯笼，表示庆祝，有的还在灯笼上写上“国庆”。哥哥却与众不同，弄了个白灯笼，写上“国丧”两字，挂在侧门上。我那时已经懂事，怕惹出祸来，赶忙摘下，他又去挂上；我再去摘下，他还是去挂上，还追来追去地要打我。我终于拗不过他，只好听凭这盏“国丧”白灯笼悬挂门外，直到天明。事后，我听他对人说，这时孙中山已经退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并且抓着兵权，还有什么可“庆”的呢！这个“民国”就要名存实亡了。这一年，哥哥也只不过十二岁（下注：应为十四岁），却怀着这样深沉的忧国之心，这样明晰的政治见识，现在想来真令人惊讶！实际上，他在这时候，已经树立起革命的志向了。[1]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个故事证明秋白从小就爱国”，[2]或者十四岁的瞿秋白就“已经忧国忧民，深深思索国家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了”，我们先来看一看略去“国丧”这个故事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八七会议是主流历史的一条干线，同时又是瞿秋白一生的三段生命线，那么截去“国丧”的故事，一方面割断了历史和个人的纽带，更重要的是切掉了个人发展史的源头。历史纵向发展的来龙去脉切断了，瞿秋白的三段生命线自然衔接不上。所以，他说参加五四运动是“历史的误会”，就不显得那么突兀了。
　　把参加五四运动解释为“历史的误会”，这是瞿秋白非历史性阐释的范例。他这样叙述那段如火如荼的经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3]两个“得”字，一副无奈的神情跃然纸上。那么，瞿秋白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被动和无奈呢？事实上，瞿秋白对这一运动“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1]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忘我的投入：“因为疲劳过度，他回校以后，当天即肺病发作，口吐鲜血，但仍奋不顾身，第二天又积极响应全市专科学校总罢课的号召，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会的负责人，积极领导俄专学生进行罢课斗争。”[2]对于他在五四的表现，瞿秋白的好友郑振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回忆资料，其中有一句话正好回应了瞿秋白怎样当上“政治领袖”的：“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3]也许，瞿秋白说的“谁也不愿意干”是事实，但瞿秋白在解释这一事实时，却省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郑振铎所提供的事实。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做上“政治领袖”，并不是完全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内在的品质——“出众的辩才”和“领导的天才”——脱颖而出，更不用说他长期的精神准备。在俄文专修馆时，他“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4]
　　五四运动是一件大事，需要全景式的透视，可是瞿秋白却大事化小，拈出一点事实，从一个角度人手，轻描淡写两笔，就把它打发掉了。他不想内外结合，多方位地解释这段历史。这样非历史处理的结果，瞿秋白模糊了个人发展史的内在逻辑，完完全全掩盖了他那颗“浪漫派”（下面加点为原作者原强调点，下同）的心。这颗心“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出，有一番惊愕歌泣之奇迹”。[5]“‘我’无限”[6]是瞿秋白“无涯”诗的基调。可是省略了辛亥革命，淡化了五四运动，没有了永恒的历史，怎么能体现“无限”的“我”?
　　非社会之我
　　关键性传记事实的缺席是《多余的话》的又一个显著特点。瞿秋白曾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当过驻外记者，执教过上海大学，后又身居党内要职，交游可谓遍及海内外。跟他有过交往或交锋的主要人物包括：斯大林、布哈林、鲍罗亭、米夫、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李立三、戴季陶、汪精卫、蒋介石、王明、胡适、鲁迅、茅盾、郭沫若、丁玲等。这些人构成了瞿秋白自传里不可或缺的传记事实。可是《多余的话》只偶尔提及一两个人，造成了传记事实的大片空白。
　　对瞿秋白的传记作家来说，核心的传记事实是鲁迅。然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1931年夏初到1933年底，他在上海同鲁迅一起战斗的生活，一个字也未提。只是说他离开中央政治局以后，“告了长假休养医病”，“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时间”。[1]
　　瞿秋白只字不提鲁迅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当然不能写他“和鲁迅特别致力于当时文化战线上政治的思想理论的斗争，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对标榜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进行了密切的协同作战”。[2]他更不能叙述他在鲁迅家三次难忘的避难生活，特别是“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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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吾丧我”：传记记传
第一章  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
第一节  传记事实：“心灵的证据”
第二节  自传事实：“我与我周旋”
第三节  历史事实：“真相与想像”
第四节  三维事实：“自传是别传”
第二章  传记文学的虚构现象
第一节  传记文学虚构的本质
第二节  传记文学虚构的成因
第三节  传记文学虚构的形态
第三章  传记文学的结构原理
第一节  身份的寓言
第二节  影响的谱系
第三节  整体性原则
第四章  传记文学的阐释策略
第一节  使命书：制度性自我
第二节  非我篇：否定的隐喻
第三节  心理说：理念幻想曲
第四节  时势论：英雄无心影
第五章  传记文学的经典诉求
第一节  新传记的三板斧
第二节  文学史的忏悔录
结语
参考书目
大事年表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