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者,人类社会之各种文化现象也。
中华者,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总称也。
人文中华,时间绵延,昔日辉煌,今朝灿烂,明天锦绣;空间广袤,民族众多,异彩纷呈,独殊东方。哲学、经济、军事、科技、法律、伦理、教育、民族、宗教、文艺、考古、文物、民俗……在历史的长河中嬗变,积淀无比丰富。
穿越时空隧道,漫游文化之旅,整合散落在神州大地上的文明碎片,抚今追昔,继往开来。沿着先进文化的方向,我们推出“人文中华”丛书,俾以让广大读者从通俗有趣的图文中,加深对中华民族古今各种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激励爱我中华的热情。
希冀专家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之余,能为“人文中华”丛书添砖加瓦,倘若惠赐符合本丛书体例的大作,我们将不胜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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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台湾辅仁大学织品服装系意欲对中国大陆少数民族服饰样本进行采集,以供教学参考之用。他们经过有关资料检索后,认为苗族服饰在种类和工艺上,都是大陆少数民族服饰中比较突出的。于是,他们派员到西南民族学院(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接洽。这便成了我步入苗族服饰研究的一个机会。
与台湾同仁的合作,前后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我分六次对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的近百个苗族村寨做了服饰样本采集和样本文化背景的简约记录。这使我对苗族服饰乃至苗族支系的分布状况,有了概貌性的了解,对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开始产生了对乡土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这样,就激发了我对苗族服饰以及类似苗族服饰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兴趣和责任心,并奠定了做深入研究的基础。合作结束后,我又多次自费有选择地对一些苗族传统服饰制作工艺较好的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
应该说,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遭遇过许多让我感动、感慨的故事。印象较深的一次就是在贵州丹寨县进行的“古衣”采集和调查。我带着1 9 8 5年出版的《中国苗族服饰》画册,按图索骥式地去丹寨县杨武乡采集“古衣”。结果花了三天时间,走了附近大小五个苗族村寨,问过的四五十岁上下的人不下百个,得到的回答都说没有见过我想找的服装。到了第四天,在一个叫羊浪的村寨,遇上一位76岁的老婆婆,我将图片指给她看,并不断地问她是否知道有“窝妥”(当地苗语对有刺绣、蜡染衣物的称呼)的情况下,她才说自己有一件,是她出嫁时母亲送给她的。后来,她从箱底将那件压了不知多少年月的衣服拿给我看,并同意卖给了我。半年后,当我再次去那里对这种已失传的服饰工艺做调查时,在另一个苗族村寨,又目睹了一件相似的“古衣”随同一位8O岁高龄的老太太一起埋入了墓穴的情景,至今仍难忘怀。至此,我意识到民族乡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另一件事也让我感触颇深,经我手采集的苗族服饰样本先后三次在中国台北美术馆、历史博物馆进行展出,都获得了当地社会各界的好评。其中l 9 99年的展出,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成功结合。除了原汁原味的苗族服饰外,还展示了辅仁大学师生以及台湾服装设计师依据苗族服饰获得的灵感创新的服饰设计作品。著名时尚杂志《芙蓉坊》将穿着原汁原味的苗装的名模图片与巴黎时装刊载在同一期,不但没有丝毫的怪异感,反而增加了一种别样的时尚韵味。这样的展示再次表明,现代与传统是相连相依的,传统可以并能够服务于现代社会。这也是几千年的民族乡土文化的价值之一。
苗族自古是一个支系众多的民族,因此,“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仅体现了苗族文化的特点,而且是对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的最好概括。苗族文化的共性固然发展得十分显著,而且地域性、支系间的文化个性特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发育。历史上苗族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宗教,没有建立过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地方邦国,也没有创造出一种为全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也就是说苗族文化没有经过严密的整合,神话、传说、歌舞、宗教以及工艺技术等都以口传和身教方式进行传承,这就留给苗族文化地域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从而形成了苗族文化的高度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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