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曾推出一套“敦煌文化丛书”，受到学界好评和读者欢迎。最近，甘肃教育出版社又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两套书的相继面世，使我们对开创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增强了信心。
　　“敦煌学研究丛书”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教授主编，由12部专著和论文集组成，作者多为学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这套丛书涉及敦煌学理论、敦煌学史、敦煌史事、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敦煌蒙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与中西交通、敦煌壁画与乐舞、敦煌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20年来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研究动向，大体上亦显示了中国新一代敦煌学者的整体学术水平。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对这套丛书的每一种著作进行全面、详细的评述，而只能就其体现的共同特点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首先是敦煌学研究中的新材料、新观点和新课题的问题。众所周知，作为20世纪初掀起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新材料”的发现。我们的前辈学者几乎是花了毕生的精力，来收集、整理主要是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古文献材料，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许多大型敦煌石窟及文献图录本与录校本的面世，获取敦煌材料的条件大大改善，敦煌学的论著成百上千地涌现，有的学者便认为“新”材料已经不多了，整理工作也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拾遗补缺”，搞不出更多的名堂了。其实，敦煌文献中的材料与研究者的视角、观点以及选择的课题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有许多大家熟知的材料，其中蕴涵着不少新意，关键在于发掘。另一方面，随着过去长时间蒙着神秘面纱的俄藏敦煌写本及英藏6981号以后写卷的逐步刊布，令人欣喜的新材料也层出不穷。我们看荣新江的《敦煌学新论》，看陈国灿的《敦煌学史新证》，里面就既有作者运用的新材料，也有他们在原有材料基础上着力阐发的全新的论题与结论。又如莫高窟壁画图像，已在敦煌鸣沙山麓存在数百上千年，观赏、临摹、研究者众多，而40多年里与它们朝夕相处的史苇湘先生还是不断地从中撷取材料，提出独到的见解。在他的《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中，有一篇题为《线描与造型》的文章，篇幅不长，却精要地提出了“用线描追索造型”这个中国绘画史上重大的论题。再如郑汝中先生在《敦煌壁画乐舞研究》里对古代乐舞的研究，正是建立在他费数年之心血调查492个洞窟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的。他从壁画中找出乐器44种4000余件、乐伎3000余身、乐队500余组，而且发现了新的乐器图形，为改写中国古代乐器史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在邓文宽的《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中，有作者对编号为俄藏Цх.02880印本历日小残片的校考，作者抓住这一新材料，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定其为唐大和八年（834）具注历，将现存雕版印刷术的实物证据提早了34年。在其他人的书中，也有不少这样颇有创获的例子。如果我们稍加留意，这套丛书中的新材料、新观点与新课题俯拾皆是。我以为，这正是敦煌学的魅力之一。
　　其次，敦煌学学术史与学科理论的问题。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由于条件尚不成熟，研究敦煌学史与构建敦煌学学科理论，都提不上议事日程。因此，敦煌学究竟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立，一直受到质疑。近几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与重视这个问题，除了对此做专题的探索外，在从事各具体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也注意了学科史的线索与相关理论的阐发。例如刘进宝的《敦煌学通论》，是在作者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敦煌学述论》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除了增补新材料和近年的学术信息外，更重要的是较为自觉地突出了学术史的框架、内容与一般理论。又如荣新江的《敦煌学新论》，其第二部分即为有关敦煌学史的专门论文，第四部分是作者以不同体裁撰写的纪念敦煌学史上的前辈或学习他们著作的体会。这也是撰写敦煌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为此，我们还要提及这套丛书中陆庆夫、王冀青主编的《中外敦煌学家评传》一书，这是1989年版《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的增订本，编者特别注意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整理分析材料及评述传主，努力复原一些人物、事件的历史真面目。当然，此书的不足则在于挖掘与利用新材料（尤其是历史档案）还不够。我们应当承认，敦煌学学术史的研究工作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敦煌学理论也较零散，远未达到系统、科学、成熟的地步，但我们毕竟开始迈出了重要的可喜的一步。
　　第三，敦煌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敦煌学要回归各学科”。实际上，这是针对两种倾向提出的：一种倾向，过分强调敦煌研究的独立性、个别性，忽视与其他学科的内在联系，使敦煌学各分支的研究与相关学科研究相脱节，结果极易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失去了比较研究的优势；另一倾向，有的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人，轻视甚至无视（或不利用）敦煌的宝贵材料与研究成果，这就自动封闭了一条创新的途径。从这套丛书中，我们高兴地看到敦煌学研究者正在努力克服第一种倾向，力图将各个敦煌专题的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并使之成为各学科史的别有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孙修身的《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就特别强调将敦煌放在整个丝绸之路与河西文化圈的范畴来考察；郑阿财、朱凤玉的《敦煌蒙书研究》则注意将敦煌的童蒙读物与整个中国古代童蒙教育融合为一体分析。张鸿勋教授在他的《敦煌俗文学研究》的“代序”里有几句很中肯的话：“敦煌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现象，那她就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有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了解研究敦煌文学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总的文学发展历史。”“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必须将敦煌文学现象放到整体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观照，才好进行对她的研究探讨。”敦煌文学如此，其他分支学科同样如此。郑汝中研究员具体研究的是敦煌壁画里的乐舞图像，而着眼的却是补充与改写中国音乐史，这在他为自己书写的“前言”中讲得非常明确。在黄征的《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中，作者虽然十分明白地提出研究敦煌语言文字是为了“填补语言学的空白”，而其研究范围与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书体学等几乎完全一致，在研究方法上也一脉相承。贾应逸、祁小山的《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是这套书中唯一不标注“敦煌”的著作，书中丰富的材料与细致的分析却正好生动地证明了敦煌艺术与印度及我国新疆地区佛教艺术的血缘关系，我们需要大大拓宽研究敦煌艺术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