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民俗学方法论问题
从北大歌谣运动时期以来，究竟什么是指导民俗学研究的方法论？或者说，当时的民俗学从事者所采用的方法论有哪些？这个问题很难、而且也还没有多少人加以探讨，因此我们不妨把问题拉得远一点。
众所周知，清末民国初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各种西方的科学思想传了进来，为不同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分别采纳、接受，而中国的传统思想也还为许多人固守，因此一时形成众说纷纭的局面。但是，在政治上的反动保守势力尚无暇顾及思想学术界的变化的时候，一些先进学人引进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思想学术界所接受，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即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态度，使大学之中，“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在这种情况下，学人们可以接触、吸收或接受各种新的、旧的理论和方法论，从而指导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学术取向。
如果说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思想学术界的代表，那么1918年底开始创立的新潮社又可以作为探索科学世界观的北大青年的代表。罗家伦及其他成员所倡导的，仍然是个性的、思想的自由：“真正的思想自由，是不但每人自己能作充分的思想，并且要每人能将充分的思想发表出来；……首先改革人生观，以科学的精神，谋民治的发展。”他们追求的这种科学的精神体现在学术上，就是引进逻辑分析——从形式逻辑到数理逻辑——和实用哲学。傅斯年曾指出，形式逻辑是实用哲学的基础，我们需要借鉴和使用之，这样就可以荡涤弥漫于当今中国思想界的浑浊空气。因此，他们在方法论上，应该是倾向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但是，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似乎比他们的老师辈更加激进，因为他们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柏格森对科学真理非客观性的观点也介绍了进来。80多年后，钟敬文在谈及自己的民俗学方法论时曾提到他读过的《科学方法论》-书之作者王星拱。就是此人，曾在《新潮》上撰文指出：“科学的真实，是用我们的智慧，把可以引起我们兴趣的材料，由我们的志愿使用这些材料构造起来。这是完全的客观的吗？”傅斯年在上文中坚持哲学也必须经过证实和证伪的检验。出于这种对绝对真理的怀疑，他们更强调主体的因素，因此对心理学开始重视起来。
同样是新潮社成员的顾颉刚，似乎并没有像他的好友罗家伦或傅斯年那样积极地参加这种科学哲学的讨论，但并不能说他对以上的讨论毫无关注或不受影响。他在回忆作《古史辨》的指导思想时，说这“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前者让他不要盲信经传，中间经康有为今文学对古史的怀疑，到胡适这里则教他“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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