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四川盆地所进行的考古发现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收获应是三星堆文化的全面发现和揭示。
1950~1960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等先后对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四次调查和发掘,终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被迫停止。真正大规模考古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始于1980年,多年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终于迎来了旷世瑰宝重现人间。首先是探明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其次,发现了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房屋基址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小型墓葬4座。再次,发掘出大量陶器、玉石器、青铜器、金器、象牙、海贝等稀世珍品上千件。另外,发现与确认了三星堆城墙遗址,意义十分重大,为蜀王故都的确认提供了证据。
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连续变化和发展演进,揭示出蜀文化发展的脉络,并表明了它是与中原文化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而城墙的发掘、祭祀坑内所出与中原迥然有异的青铜器,以及文字符号的发现,为商代蜀文化业已进入文明时代、中华文明的又一个起源地等崭新观点的提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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