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益瑶，中国画坛巨匠傅抱石之女。197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入江苏省国画院从事画创作。1979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日本画系，取得硕士学们。后入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平山郁夫研究室，师从平山郁夫。水墨画为巨制，气势磅礴，沉着、细腻，抒情色彩强烈，在中国、日本、美国、瑞士，以及联合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个展四十余次。1990年，获日本最高美术评论奖“伦雅美术赏”。1995年获日本“神道神社文化奖”。
　　代表作品有《佛教东渐图》、《比叡山延历寺图》、《天台山国清寺图》、《三千院四季图》、《诹访御柱祭》、《张骞西域出使图》、《游龙望京图》作品为日本多寺院、神社，以及中国美术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公私藏家收藏。

　　我的爷爷叫傅得贵（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补伞谋生，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爷爷在乡下时，跟地主的儿子吵架，结果被地主的儿子用钉耙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谋生治病。在城里，爷爷遇到了他的恩人。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补伞为生，收了爷爷做徒弟。爷爷很能干，会做绒花、耳环，还学会了修理洋伞。当时的土伞是纸伞，洋伞是进口的布面伞。何立堂死后，把摊子留给了爷爷，爷爷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伞铺”。
　　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县人氏，原是一户人家的丫头，据说因为被老爷看上了，太太大动肝火，便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说是不要财礼，只要找个穷的，这样就找到了我爷爷。其时，我爷爷已经三十多岁，比奶奶大十多岁。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性格开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气概，在所住的那条街上有相当的权威，街坊邻居出了什么事情，都来找她说事、评理。
　　爷爷祖辈单传，因此为父亲取名长生。父亲小时候出麻疹，把爷爷吓坏了，怕父亲的手乱抓，如果抓到脸上就会破相。这时出嫁的姐姐回来，姐夫就问他想要什么才能不抓脸，父亲说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买了一本满足了父亲。父亲把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着，一动不动。终于熬了过来。父亲的脸长得还是很清秀的，梅兰芳后来曾经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
　　爷爷家在南昌“臬台后墙”的贫民棚户区内，剃头的，修脚的，摆摊的……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艰难生存。“傅得泰修伞铺”的左边是家刻字店，右边是家裱画铺。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父亲常去串门，久而久之，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私塾旁听，识了不少字，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学徒三年，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门板是江西特产樟木制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块，每天一装一卸，举重四十八次，父亲人小无力就拱着背使劲，时间一长，就落下轻微的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有客人还问，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当时卖布的小贩，就是整天扛着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圆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
　　父亲十三岁时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学校老师为他取了个学名叫傅瑞麟。父亲十七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被保送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但入学读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结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说穷人家的孩子还读什么书，连顿饭也不给吃，最后还是婶婶包了两个山芋给父亲……打这以后，父亲便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父亲小时候真的很苦，上了学也没有什么衣服穿，冬天冷，就把姐姐、妈妈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里边，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后来我到日本留学，知道日本皇族有一个传统，就是天皇嫁女儿或是娶新娘的时候，要穿最豪华的衣服，从里到外必须有十二层。这时我就想，父亲当年不就是穿的“十二单”吗？因此，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如果不知道“饥寒”两字，是不会成人的。
　　父亲从小就喜次刻图章，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迹斑斑。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抱石怀沙”的缘故。我的理解，父亲取名“抱石”两个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怀抱石头，喜次刻图章而已。
　　父亲早年写过一本书，叫作《摹印学》，是亲笔缮写的小楷，漂亮极了，父亲的校长当年就带着父亲和这本书去见徐悲鸿的。徐悲鸿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看过之后，赞叹不已，对父亲另眼相待。
　　其时法国在南昌办了一个博览会，父亲在那儿帮忙做点事，他干事认真，连打包裹之类的小事都做得非常到位。博览会的负责人很欣赏父亲，就说可以帮助父亲去法国留学。但是徐悲鸿对父亲说，你到法国去，你的这身本领非但得不到进步，你还会丢掉它；还是去日本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徐悲鸿就写信给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熊式辉开始说，现在国难当头，学什么艺术？熊式辉的秘书是父亲校长的朋友，他后来告诉父亲，徐悲鸿很了不起，不断写信给熊式辉，并且说如果有困难，经济上他来资助。这个秘书就把徐悲鸿的信夹到熊式辉的备忘录中递交上去。后来熊式辉终于批准了父亲的出国留学，说江西景德镇出陶瓷，那就到日本学工艺吧。所以，父亲去日本，最初是学陶瓷图案的。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
　　母亲叫罗时慧，因为出生在奉天（今沈阳），所以小名叫奉姑。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叫罗鸿宾，字秋阜，是前清监生，捐资得官，历任江西税务局长、法院院长等职。母亲从小就有个同年丫头陪着。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亲虽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没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宠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专门培养她读书。我的外婆叫李维屏，四岁便被卖到罗家做丫头。那个时候，女孩子如果想日后嫁一个上等人家，就必须裹小脚，我的外婆七岁时还是一双天足，已经不能裹脚了，但她自己一个人还是硬把小脚裹起来了；十一二岁时，外婆在灶间边烧火边开始学认字，再后就可以读经读报了。
　　母亲长大之后，因为家庭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求婚，内中还有一名后来逃到台湾的“部长”，外公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没有答应。关于婚姻，我的外婆对母亲讲，绝对不要嫁到豪门，说：“宁到穷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汤。”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种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汤虽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母亲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推举为江西省学联干事，剪了头发，跟方志敏一起闹革命。北伐军到南昌，母亲牵着妇女协会主席蔡畅的女儿四处活动演戏，宣传革命，比父亲还早地认识了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母亲被动员回南昌女中读书，秘密搞地下宣传工作。当时按照罗家的族规，女孩子不守闺训，私奔外逃，一旦抓获要活埋处置。母亲时年十六，虽非私奔，但离家出走，“混迹”于男女人群中，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但由于外婆的恳求，加上外公是四十七岁得女，平时娇宠惯了，又是时代潮流所致，也就假装责骂一通了事，让母亲装上一根假辫子继续上学。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一千个大洋，给外公看。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一个是叠被子，一个就是帮母亲捶背。母亲总说父亲捶得好，像小锤子一样，力量恰到好处。母亲生病总是头疼吃药，父亲怕她乱吃，就定时定量拿药给她吃。母亲原来一点不会做饭，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亲也会亲自下厨为父亲做饭做菜。
　　父亲吃菜的口味简单，但要求很高，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又红又亮，紧紧的，圆圆的。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老菜，鸡里放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麻油。
　　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不满5年，家书却有一大皮箱。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会发财。大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母亲的乐天，主要是由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当场画了幅《鹅嬉图》相赠，画面上是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鹅蛋……次日清晨，记者涌进家里，昨日他们没带相机，今日赶来拍画。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以至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父亲有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做寿，买东西，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己则从来不做寿。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我母亲，说晚饭时傅公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生日，他要给母亲画张画，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兴与否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父亲不论是出差还是出国，总是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在罗马尼亚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竟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买下来。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常常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亲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了，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我们看在眼里，在旁边笑个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南京夏天特别闷热，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常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睡在小竹床上，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手里拍着扇子，两人一边说话，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亲睡熟。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亲就帮母亲捶了多少年……
　　母亲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母亲这样说：“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全都关心到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他哪怕是离家只有三天，必定有两封信回来。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么？’我说没有。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真教我好气又好笑。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五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
　　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
　　父亲的一生和两个“三点水”有不解之缘，一个是“酒”，一个是“汗”。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汗给了父亲身体上的酣畅。父亲每作画必执酒杯，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而父亲每作画必大汗淋漓，却是我幼时日日所见。夏天在画室里作画，他常穿件中式白布短褂，衣湿了贴在身上，肩上则搭一条干毛巾随时擦汗。父亲作画运笔的速度极快，常常画得满头大汗，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淌下来，身上的汗也是顺着往下流。姐姐就回忆过，母亲常要放两条大毛巾垫在他手臂下接汗，并且要时常更换，不然很快就会被汗湿透。
　　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在重庆拜访“金刚坡下山斋”的文章，说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闷，冰淇淋也不能吃，不卫生，吃了拉肚子，大家都不晓得如何来捱过重庆的夏天，只有抱石啊，大汗淋漓，原来他是用汗来解暑的。
　　父亲一生都在奋斗，幼时贫穷，身体的底子打得不好，成年后拼命学习、工作，透支了身体。父亲还特别好酒。抗战期间，父亲率全家避居重庆郊外金刚坡下，时局动荡，心中烦闷，以杯中物自遣，日久天长，渐成习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
　　1959年，父亲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周总理特批给他两大箱茅台酒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父亲喝酒画画的故事为人们所乐道，他还刻有“往往醉后”的闲章，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许多人因此认为我父亲是靠酒力来画画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父亲喝酒后的最大本事，是施展一个“金蝉脱壳”计。
　　父亲一旦提笔画画，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热情和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那种享受感、陶醉感，与平常判若两人。
　　我觉得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正是“金蝉脱壳”了，特别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频繁，外部给父亲的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神游青山绿水之中，在艺术世界中徜徉……以至我后来经常觉得父亲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是上天的恩赐，否则的话，他老人家会一辈子都解脱不掉。
　　我对父亲的仕女画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是因为在母亲生我的那一年，父亲画了一幅很大的仕女画《山鬼》。画面上风狂雨骤，一位神秘动人的女子，在虎豹的环伺下，游于巫山之顶。见过这幅画的人，无不被这画中的灵氛所笼罩。父亲自己在画完之后也不禁惊叹：“似真有鬼也。”每当我面对这幅《山鬼》，总觉得那女子在对我说什么，有招引我前去之意，使我惴惴不安。
　　灵秀之风是中国文化里对美人最高或者说最准确的评价，父亲画中所有美人的眼睛，如《湘君》、《湘夫人》，还有《读书图》，每个人物的眼神都很空灵。谈论中国女子的美，要有三个标准，一是“灵”，一是“秀”，一是“慧”。“灵”是什么？就是很多东西都能与它融通，音乐、美学等神秘的感受，包括自然界的力量，都能和它相会，葆有足够的悟性；“秀”是什么？秀就像音韵一样具有多种形态的变化，碰到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机智；还有一种“慧”，就是智慧，实际上中国人对女子对美人的喜爱，更多地是因为她们在很纯净的同时也富于机智，而不是计谋，表现出来的是颖悟。
　　女人一旦是灵、秀、慧的，就会派生出许多东西，如决断，识大体顾大局之类。所以，父亲从来不对人家的漂亮不漂亮评头论足，而是从灵、秀、慧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

　　抱石作画另具风格，人物善能传神，山水独开生面。盖于旧法基础上摄取新法，而能脱出窠臼，体现自然。吾尝言我国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抱石。
　　--郭沫
　　石涛既启示画家之独创精神，抱石更能以近代画上应用大块体积，分配画面。于是三百年来谨小慎微之山水，突出其侏儒之态，而不敢再僭位于庙堂。此诚金圣叹所举不亦快哉之一也。
　　--徐悲鸿
　　我喜欢抱石的水墨山水，正如一位久居中国的法国大使馆的参赞爱里舍夫同我谈到傅抱石的画时，总是肯定地赞赏他说：“他的水墨山水，天衣无缝，真是比法国的印象派还要印象派。”……抱石结合中西艺术理论而演变出来的风格，使他的杰作达到现代中国绘画无上的成就！永垂不朽的创造！
　　--常书鸿
　　傅抱石作为一个画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一直在追求新的表现，就是在这种探求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抱石皴”。……美不存在于技术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性灵和精神中。傅抱石的艺术是强调人的，他以线把宇宙的精神、自然的生命表达了出来，这是傅抱石的艺术在今天赫然存在的真正理由和意义。
　　--吉村贡司（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

壹　傅家的故事
一、父亲的青少年时代
二、母亲的家庭
三、恩爱夫妻
四、我的兄弟姐妹
贰　家风
一、清谈之风
二、热闹的年夜饭
三、父亲的对联，我们的功课
四、父亲的师承
五、父亲有两个“三点水”
叁　慈师严父
一、父亲要我读古书
二、父亲为我开家长会
三、跟父亲去看戏
四、第一次临摹画
五、读中文系是父亲的愿望
六、和你亲的最后一面
肆　聚散依依
一、师其心，不师其迹——父亲的“石涛观”
二、关于“抱石皴”
三、“往往醉后”的背后
四、“寄尔乾坤一草亭”
五、画美人必先画出有品格的人
六、日月同光
伍　织雨轩读画
一、《平沙落雁》
二、《风雨归暮》
三、《不辨泉声抑雨声》
四、《夏》
附录：傅抱石简要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