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伍修权同志
1969年年底，我从所谓的“群众专政”下“解放”出来，被安排到武钢下属金工车间“劳动锻炼”，虽然行动仍受到限制，但“自由”还是多了一些。1970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从李天佑同志夫人杜启远同志口中，得知伍修权同志的母亲朱三姑老人住在武昌，我就偕马龄松同志约她一起登门看望，同行的还有江文同志夫人李森同志。老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她已年近九旬，但身体很好，耳聪目明，只是对“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不停地念叨：我的儿子十五六岁参加革命，怎么可能会是走资派呢？言语中间，表露出对自己儿子的坚定信任。我很理解老人的心情，尽可能找一些合适的词语宽慰她，希望她相信党，相信群众，是非曲直总会弄清的。是啊，修权同志1923年参加革命，是老一代革命者，有坚定的信念，经受过长期的考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成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呢？
修权同志的名字，我在中央苏区就听说过。他大革命时期投身革命，后来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即到中央苏区工作，曾担任过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长征中，修权同志列席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尔后到红三军团任副参谋长。但真正与修权同志有所接触，是1935年7月长征到川西芦花地区。当时，部队在此地进行了整编，我在红三军团十团任管理主任，因团参谋长邓萍同志在4月围攻会理城作战中英勇牺牲，军团部派伍修权同志接任，成为我的直接上级。当时正准备过草地，在毛尔盖休整了三天，我负责筹集、补充给养，修补衣服，因过草地期间伙食单位停伙，要求每个人都要带够七天吃的粮食，自备自用。修权同志为部队过草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先头部队过草地时，遭受阿坝头人——华尔功成烈骑兵的袭击。华的骑兵有几千人，在草地机动快，看到红军分散或人少时，就突然袭击。开始，部队没有对付的经验，受到些损失。于是根据上级指示，在部队开展打骑兵的训练。伍修权同志提出了战胜敌人骑兵的战术，训练打骑兵的队形，即部队分三路前进，按骑兵来的方向，分卧姿、跪姿、立姿三种姿势，统一发口令，用密集火力打它。为了鼓舞士气，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歌。虽然六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歌词是：“敌人骑兵不可怕，目标又大又好打，勇敢沉着应付它，排子枪齐放打死它”。这首歌，对于提高部队打敌骑兵的信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过了草地，到达哈达铺，部队休整，又进行了整编，三军团四个团取消营，各整编为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多余的武器均拆开丢到白龙江中。我们十团改为十大队，伍修权同志即调开了。这是一个短暂的接触，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伍修权同志和蔼可亲，老成持重，工作负责，关心部属，耐心教育部队受到大家好评。
长征途中分别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伍修权同志，知道他在多个重要岗位工作过。1950年，伍修权同志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他在会上所作的演讲将近两个小时，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响彻新中国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那时没有电视，看不到他讲话时的身影，是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演讲全文的，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真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从内心里非常佩服他。建国后，修权同志一直战斗在外交战线，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作过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后在中联部协助王稼祥同志工作，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为扩大我党的对外交往，花费了很多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60年代，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担负着对外国留学生培训任务，有时到中联部汇报学员情况，与修权同志有过接触。因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康生插手中联部工作，批判所谓的“三和一少”，修权同志日子已不大好过，但他坚持党的原则，刚直不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受到残酷迫害。但他重新出来工作后，以党的事业为重，任劳任怨，在我们的接触中，绝少提及此事。
我与修权同志再度共事，是1980年我到总参工作以后。当时，伍修权同志任副总参谋长，主管情报工作。在我的印象里，他对情报工作抓得很紧，主持修改了《武官工作条例》，制订了工作规划，使整个情报工作井井有条。修权同志重视情报工做为部队建设服务。当时，杨勇同志与我分管作战、训练，与修权同志工作上的来往比较多一些，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记得他十分关心部队侦察分队战术训练，特别是夜训问题，亲自到部队调查研究，把它与部队整体训练很好地结合起来。修权同志阅历丰富，学识渊博，考虑问题周全，看问题思路开阔，无论在党委会，还是在办公会，他都能就讨论的问题发表很好的意见，给人以很大启发。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从他那里可以学到许多知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他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领导参加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工作，担任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坚持依法行事，重视证据，胜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国内外各方人士的好评。1983年，他因为年事已高，退出了总参的领导岗位，专作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但仍然关心部队建设，关心国际形势的发展。每次看望他，都能听到很好的意见。
到了晚年，修权同志由于年事已高，各方面的功能衰退，身体渐弱，几度病重，但他思想乐观，泰然处之，加上解放军总医院的精心治疗，一次次转危为安，据医院讲，这也是一个奇迹。修权同志住院期间，我多次前往看望，每每都能开心地聊上一阵。后来，他有时因体力不支，思维略显迟钝，但我去看他，忆起往事，却能谈得很好，可见感情之深。
伍修权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忠诚战士，也是我的好老师、好战友。他虽然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但他把好的思想、风范留给了我们，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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