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后尽管上海有关洋务的社会舆论极为活跃，但具体的洋务活动的开展实际上仍毫无动静，民族轮航业创立之后，本该相继兴办的铁路、开矿、电线、遣使等事并没有进入政府高层的议事日程。政府方面的冷寂状态终于在1874年下半年因中日在台湾的军事对峙而打破。在这一新的外交及军事事件中，堂堂大国面对日本这样“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①的困境，被迫与之签订中日《台事专条》，承认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并赔款五十万两银以换取日军退出台湾。中国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软弱和被动震动了自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安于所谓“中兴”气象的上层统治集团，由此引发了上层政治生活中的一次活跃，即中日《台事专条》签订后由总理衙门主持了沿海督抚进行海防筹议，着手制订新的洋务政策。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向清廷递呈周家楣《拟奏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同日上谕：“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李鸿章、李宗羲、沈葆桢……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复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奏陈。”①此后沿海督抚围绕上述六项要务所上奏折的内容，经在华西人及新闻媒介，在上海华人社会中获得及时的传播。②如《万国公报》1875年2月27日载《论西学设科》及4月3日载《西学设科》二文，都是与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中在“用人”一条上提出变通考试、另开洋务进取一格，并设洋学局等内容有关。又如彭玉麟1875年5月4日向清廷所上“自强策”提出清吏治、严军政、端士习、苏民困等举措，沪上西文报纸《字林西报》当月即有报道。③1875年5月30日上谕“开采煤铁事宜，著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出使各国及通晓洋务人才，著李鸿章、沈葆桢随时切实保奏”，④在一个月后，7月1日《申报》就有《论传闻中国将有开矿之举与用通西学之人两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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