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是在上海召开的,从11月9日开始,举行了两天。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它错误地认为,“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中国革命具有“无间断的性质”。它错误估计全国的革命形势,无视那时候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严重摧残,共产党员已由近6万人锐减为1万多人这一严酷事实,硬说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硬是要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革命低潮中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会议还根据罗明纳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实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政策,连南昌起义也被指责为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使大家无法实事求是讲话。这使党在实际工作中遭受更大损失,使大革命失败后幸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到摧残。这在党内逐渐引起议论、不满和反对。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新检讨自己前进的策略。
1928年2月,中共中央为准备召开六大,召集这时已经转移到上海治病的刘少奇,还有徐特立、罗章龙、汪泽楷等座谈,征求对形势的看法和党的策略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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