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从天津出发，李湘棻开始就故意拖延不与同行。一路上，郭氏严格按皇上指示办事，不仅轻车减从，而且不扰动州县。他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此行每日约费六七金，未敢一扰动州县。沿途见设立公馆，探差四问，惟以李大人为言。仆人语以郭姓，皆去不顾。漕使旧显贵，故能动人，而此行为奉旨严密查办之件，殊未宜也。”十月初五日，郭嵩焘一行经过黄县。县令鲍瑞麟是郭嵩焘弟弟郭岜焘的丁未教习同年，迎候道左。且“忽枉程仪之馈，俗所云过山礼者，并小礼四分。并命却之，且传集戈什哈、仆夫等，剀切晓谕。虽皆唯诺听命，而不能无愠色。因传谕前途，不准再有此举。”由此，郭嵩焘想到李湘棻所以不愿与他同行，大概就是因为怕他要求太严格。后来，许乃普对他说：“君不住公馆，不受饮食，历来钦差所未闻也。”
郭嵩焘一行，从当年十月初至十一月二十日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沿着山东半岛沿海的崎岖道路，将海边的各个县城和海口都走到了。“周历海口二十余县，拒绝包苴。后闻明观察奉中丞扎委，所过几得五千金，门包亦千金。王壬秋（闽运——引者）乃相咎日：君何为若是，是特重中涤公（曾国藩——引者）之毒耳。吾笑日：涤公自中古昔圣贤之毒深也。”这说明郭嵩焘、曾国藩等人自守还是相当严谨的。这次山东之行“所至清查出入款目，提出谷米豆麦归地方官经理，以资津贴。凡分八大口，附近各小口由各大口派员经理，每岁可得税银二百余万。烟台一口，与东抚会商先行试办。时方隆冬，每日犹得二三千金，留三日征及万金。”郭嵩焘在烟台期间，与地方官商定，同时知照山东巡抚，于十月十五日开厘局，由蓬莱太守张健封和郭嵩焘道光丁未科同年进士萧铭卣总司局事。这就是郭嵩焘说的“烟台一口，与东抚会商先行试办”。可是不久，因厘局绅董额外加税，以致商民怨声载道，激而生变，萧铭卣甚至被殴致死。这时，李湘棻便写信给僧格林沁告密，僧氏将此事上奏朝廷，十二月初七（12月30日）奉旨，着将郭嵩焘交部议处。这样，便使郭嵩焘“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各海口情形一一具载，并文移书檄及所定章程，凡七巨册。两次焚疏告天，忍苦耐寒，尽成一梦”。后来，郭嵩焘在总结这次山东之行失败的原因时，认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自己无知人之明。“湘棻柔恶又加以阴鸷，能谄能骄，其树根固，其趋利尤猛。”“湘棻劣迹著闻天下，予与同处僧邸幕下，亦久而始知其奸。予之不足以语知人之明，远矣，奚所论于僧邸诸人哉。”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吸取教训，后来出使英法期间，他又再一次犯了缺乏知人之明的错误。其二，是僧格林沁的打击排挤。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初十日，郭嵩焘在致陈孚恩的信中说：“夷祸（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引者）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指大沽战役——引者），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语瑞秋帆（瑞麟，时任内阁学士——引者）学士云：在军无所赞益，安危大局，稍能见及，不敢不言。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圣心忧勤如此，岂可乘骄愤以贸天下之名哉。学士取顺僧邸之意，不能用也。僧邸所以搏击小臣不遗余力者，其根源在此。”郭嵩焘这一分析是有根据的。当他离开山东两个月之后，王闽运自山东来信，告以僧邸近有咨查一件，言郭氏在福山取银二千，不知作何使用。又说福山地方本元土特产，由于郭氏勒派，四家只好各出银五百，以应所求云云。对此，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此老构患无已，直欲以‘莫须有’三字被之鄙人之身矣。可为三叹。”
山东之行的失败，是郭嵩焘进入官场之后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思想上所受刺激很深。他尝言：“自粤寇起，不敢复存利禄之志。自有山东之役，即办事之心亦隳。”所以，尽管他从山东返京之后，仍人值南书房，但其退志已决。郭嵩焘于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十七日具折请病假回籍。当时军机大臣彭蕴章（字咏莪）在咸丰问及郭嵩焘病情时，曾说过“两书房艰苦，势不能久处”的话，对此郭嵩焘颇不以为然。他说：“其间最不相宜者，彭中堂以书房清苦为言，一若小臣专唯利是视，以为进退者。”讲到利，即在军营，如果光靠薪水，不捞外快也是没有的。郭嵩焘在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作过统计，他从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六日赴天津起，至九月二十日，共用银315两8钱，由九月二十一日从天津赴山东沿海至济南，共用银206两6钱。济南制备衣服及回京盘费，又百余金。期间计支薪水八个月，月支14两零，得钱112两零。两者相抵，“赔垫约五百金，大抵亲友寄助及恒月川制府诸君帮款，而孙琴泉观察处挪移至二百余金为独多”。这说明，在封建时代，一个稍能廉洁自奉的官吏，并无多少利可言。正因为如此，所以郭嵩焘才对彭蕴章说他“以书房清苦为言”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人格的贬损。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