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传记的缘起
●我力争保持黄万里的本来面貌
新京报：你最早了解黄万里是在什么时候？
赵诚：最早了解黄万里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庐山会议纪实》上看到黄万里先生的名字。当时，我还没上网，但用了电脑，通过上网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关于三门峡和三峡的文章，对黄先生十分敬佩。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要写《长河孤旅》这本书？
赵诚：写书记述黄先生一生的事，是因《老照片》第十五辑，发表了我们(《老照片》编辑部的冯克力、张杰、丁东和我)采访黄先生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文章是由我执笔的。文章出来后，黄先生比较满意，还打电话给丁东。
后丁东建议给黄先生写一传记，当时，是2000年底，黄先生还在世，丁东建议，趁着黄先生健在，由他口述，由我来做一个口述史。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因为，黄先生在，许多事的关节点他能说明，时间长了，记忆上或有些误差，还可通过家人，或可资利用的文献来修正。但我去见黄先生时，他当时对自己的身体还有相当的自信，他说要由他自己来写。
后来，黄先生去世后，《老照片》冯克力向丁东提出应该写一本《黄万里传》。我觉得力不能胜，后在丁东和冯克力的支持下，勉为其难。书成之后，因一些其他原因，书稿辗转几家出版社，最后是在刘硕良先生大力支持下，本书才得以面世。
新京报：你见过几次黄万里？
赵诚：四次。2000年的时候去拜访过一次，2001年春节前去过一次，在黄万里去世前又见过两次。
新京报：主要材料是从哪里收集的？
赵诚：主要是黄家提供的黄万里的日记、往来书信，相关文件，一些当年的杂志、报纸(包括专业的和非专业的)，部分档案等等。除此之外，我还走访了他的一些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
新京报：作为一本传记，处理好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这要求作者必须事先确定自己与作者的距离或尺度。在本书中，你是怎样确定和处理的？
赵诚：写好一本传记不容易，作者与传主保持距离是要保持客观性，不应有个人好恶而臧否人物。中国文化传统中，既有秉笔直书，又有为大人物讳的传统，就如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家，在人物记叙中，也不可能不对人物的行为，在表达上有自己的情感色彩。
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也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叙事还是力求客观，所以这都无损他们的著作在史学的地位。
我当然不能跟他们相比，但可心仪之。我认为在处理黄先生的事迹方面，我力争保持事物的本来面貌。
说真话的知识分子
●历史将来是要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的
新京报：在采访过程中，最打动你的有哪些事？
赵诚：共有三件事。第一件事，作为知识分子，黄先生一生始终说真话，始终关心着国家和民众的公共利益，从不为个人得失说假话。因为女儿上学的事，他违心做过一次检查，但是非常谨慎。
第二件事是，看到在1957年黄先生的一些水利系同事和学生，为了替他辩护也被打成右派，受了许多苦难。如胡家博、李亚莉、党治国先生等不少人。
他们为了诚实和正义的美德，讲真话，付出了极高的人生代价。
第三件事是，尽管这些年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但仍有许多人对黄先生这样的人，非常尊敬。包括清华水利系的许多同仁，如水利系的任裕民、杨美卿、杨铁笙先生，他教过的学生王三一等。还有许多素不相识但知道黄万里的人，都对黄先生的风骨表示钦佩，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承甫和鲍慧荪两位老诗人，还写了《讲真话中国不会灭亡》的文章和诗。
新京报：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什么困惑没有？
赵诚：我的困惑就是有些人做了许多违背良知的事，甚至为了个人的眼前利益，损害公众和社会长远的利益，但他们看上去好像是以为世人都不知道，以为别人都是傻子。我很困惑他们真的就这么愚蠢？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要写历史的？
一生志在造福人民
●一生坚持独立人格
新京报：除了专业上的出类拔萃之外，黄万里还有哪些特性？
赵诚：黄万里不仅是学者，而且有组织才能和经营才能，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这样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从事专业的水利研究，他应该有很大的发展，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黄万里一生坚持独立人格。他最大的愿望是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造福于人民。他1937年从国外学成归来时，不仅放弃了三家大学的邀请，而且放弃了从政的机会。当时，黄炎培的弟子中有不少人已经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以这种便利条件，再加上他显赫的教育背景，要谋取一官半职实是易如反掌，但他坚决放弃了仕途，选择了做实事。
新京报：也就是说，他不愿介入政治运动而更愿意为老百姓做实事。
赵诚：有一件事大概最能反映黄万里的性格和人品。1947他去甘肃任水利局局长时，不是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政府给他派了一位副局长监视他。当时，每个政府部门都要挂蒋介石的像，黄万里就用一颗图钉钉起来，而且钉歪了。监视的人很不满意，但因为他是局长，也只有不吭声。除此之外，水利局所有的会议，黄万里都不让副局长参加。理由是这些会议都是业务会，副局长不懂业务。
新京报：那么他就没有政治倾向吗？
赵诚：由于非常了解国民党的腐败，他与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希望国家富强起来。甘肃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曾派两个特务去监视黄万里，但时间一长，就发现他不是搞政治的人，后来就不再监视。
他的这种态度首先与他对政治一贯的态度有关，其次也与他自身的人品有关。
反对修建三门峡工程
●黄万里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闭门造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
新京报：在专业问题上，你认为黄万里与一般学者、专家有哪些方面不同？
赵诚：最大的不同是，黄万里的知识全面而系统。他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求学，留学美国时，硕士学的是土木工程，博士学的是水利工程学。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等。他还修习了欧洲地理、交通地理以及高等代数、微积分等等。
黄万里从来不是一个只知道闭门造车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重视实地勘测、调查和研究，并不怕劳苦，身体力行。注重实地考察与理论的结合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这个特点不仅使他比其他人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而且与实际结果相符合。
新京报：对于三门峡工程的意见就是如此。
赵诚：三门峡工程出现的问题，他事先已经全部预料到了，正因为有了科学的根据，所以他才逆“潮流”而动，极力反对修建。
良知风骨和科学精神
●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新京报：在黄万里身上，显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这一点尤其可贵，而现在的知识分子群体相对缺乏这点。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诚：黄先生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良知和坚持真理的勇气，确实难能可贵。
知识分子关心公共利益，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是从春秋战国时士阶层的传统转化而来，即“士志于道”。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法国、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法国的启蒙运动、俄罗斯19世纪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仍然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信息获取的增多，国民自尊和人权意识的觉醒，其他阶层的人也会用他们的勇气来表现良知。今天知识分子的状况当然有放弃道德底线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奖罚机制下的无奈和麻木。在这种状态下，“好处文化”大行其道，人们干什么都问一个有什么“好处”(具体的利益)，而放弃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我想如果奖罚机制的导向一旦调整，社会现有的力量能修复缺损的道德勇气。
新京报：从黄万里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专业研究乃是通过大量的实际调查与专业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如何看待这种科学精神？
赵诚：黄万里先生是中国最优秀的水文专家和水利工程专家，1937年回国后，一直在长江、黄河、辽河、松花江等水利一线踏勘、修建工程，后从事教学工作。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设计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水库上，坚持真理，反对苏联专家的治黄思路，反对在三门峡建坝，认为这样会使渭水流域出现水患。后来，三门峡运行一年就淤积成灾，问题一如黄万里预料。黄万里戴着右派帽子继续主动为解决三门峡问题、海河治理向当局献言。晚年黄万里醉心研究“三峡”问题，表现了崇高的敬业精神和对中华民族高度的责任感。
甚至有当年在三门峡水库上违心地曲意逢迎的人，还在媒体上说自己是坚持反对上三门峡的，把黄万里的名字隐去，这真是一个昆德拉式的“玩笑”。如果我们对那些说谎者无奈，至少应该让那些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观点，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科学家，在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中，不再被不公正地对待。
新京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讲真话。
赵诚：发现客观规律，坚持真理和讲真话，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成长的重要原因，诚实互信也是一个社会的最重社会资本。今天，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这本不应是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坚持科学精神有问题的话，如受到不公正对待，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运行机制出现了失调。
新京报：黄万里先生这样具有优秀品格的人应当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赵诚：公道自在人心。黄万里生前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直言，为他辩护；死后有不少熟悉、甚至陌生的人对他表示尊敬和景仰，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张弘）
黄万里九十年沧桑孤旅：人的命运河的命运
这本书可能不是一本优秀的传记，但它肯定是一本真诚的传记。赵诚怀着最诚挚的敬意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又一位良心立传。
黄万里长期没有得到机会为治理黄河长江贡献自己的智慧，对于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水利事业的知识分子来说，命运并不是公正的。但在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忍受的压力之下，黄万里保持了健全的人格和开放的心态，这是只有坚持真理的人才能拥有的勇敢。
客观地说，因为种种原因的限制，赵诚这本传记还存在着许多遗憾：细节不够明晰，黄万里的形象也不够完整，而且也没有能更多地介入黄万里的内心世界。然而在当前的情况下，这本书作为人们了解黄万里的惟一文本，它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最早听说黄万里先生的名字，是在黄先生去世之后，清华的曾昭奋先生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江河万里》。那时候，除了传说中的大禹和课本上的李冰，还有那个为《水经》作注的郦道元，我不知道任何一个和水利相关的名词。
以这样的知识背景，我当然无力去理解黄万里先生的学术成果，但黄万里先生对于长江黄河的付出与执着，却是任何一个读者都能够读懂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黄万里的一生都和万里江河连在了一起，1971年，面临绝境的黄万里自以为不久于人世，他留下的“绝笔”是“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这位把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江河的人，江河有知，当把他引为知音吧。
与6300公里的长江、5500公里的黄河相比，黄万里90年的人生显得太短。而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位以治水为己任，立志要让大江大河为百姓造福的科学家并没有得到多少大展身手的机会，这是黄万里的遗憾，也是长江与黄河的遗憾，当然，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遗憾。
黄万里，1913年生，著名的爱国志士、教育家、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先生的第三子。黄家是个大家族，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像我国早期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奠基人、著名音乐家黄自就是黄万里的族兄。
黄万里兄弟姐妹众多，大部分都学了理工科，因为黄炎培相信，危难中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才。1931年长江大水，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死亡超过7万人；1933年黄河十几处决口，人命财产损失无数，在整个民族的阵痛中，已经担任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决定出国学习水利，学成后治理黄河长江。
严格说来，黄万里或许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师大都长于施工，对于作为水利基础的水文学却不甚了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在少数，而大江大河却始终没有找到知音。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他从水文学入门，兼修地理、地质、气象，这时候已经是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博士了。
黄万里在美国曾经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的黄万里也曾经徒步考察过金沙江、嘉陵江。一线的勘测经验使黄万里迅速成为具有强大实战能力的水利专家，1947年，这种实战能力在他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期间得到充分施展，他也得以一展平生抱负，倾心治理黄河。可惜这段经历太过短暂，1949年，黄万里被派往东北工作，那里的水利领导把他困得缚手缚脚，几年之后，两手空空的他，只能选择去大学教书，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培养新一代的水利人才。
或许是命运如此，进入了校园的黄万里的命运最终还是和黄河连在了一起。
1950年，黄万里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员，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庞大的三门峡水库工程。和黄万里出国留学前国内的情况一样，苏联派来的专家是搞工程的，他们不懂水文，他们也不了解黄河，而当时国内的水利专家，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最后三门峡工程上马，黄万里因言获罪。虽然此后的无数事实都印证了黄万里的判断：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三门峡水库的原因。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这条他情牵一生的大河了。
黄万里境况不佳，在困境中，黄万里既没有走上绝路，也没有放弃独立人格，当年清华校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赵诚说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黄万里真正做到了俯仰无愧于天地，此言非虚。
黄河之痛也就是黄万里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却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上个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论证的时候，黄万里只有依靠自己几十年前徒步勘测时得到的数据，因为新的资料他无法得到！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90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后，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断流，而长江三峡也正准备着“旧貌换新颜”。（涂志刚）
黄家风说父亲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择其要点凡三：
一、必须尊重农民；
二、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
三、必须戒骄戒躁。
必先立志——可自负但虚心校正自己。
有秩序地生活：看重时间——活泼我精神。
深于一行，仍应广通。遍访名师，勿泥于一校。
不断地实地工作，在工作中求进步。
随时学习，跟民众学习。
生平服膺一“义”字，故有大批人相从工作。
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从不留恋舒适生活——心地善良，古首热肠——热爱生活，热爱孩子。
在科技领域里要从最基础最平凡的工作做起，不怕艰苦，甘于寂寞。
知识要广博，基础要深厚，思路要开阔，要想人之所未想，不人云亦云。
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诗人。我是用诗人的感情来搞水利的。
展开
2000年夏天，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丛书的编辑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我是《老照片》的特邀编辑，三人一起商量选题。我说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黄万里的文章，感触很深。1957年，中国请苏联专家设计好了三门峡水库，开工前中央曾召集国内专家70人讨论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当时能够对苏联专家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的有温善章等数人，而完全反对在此修坝的只有黄万里一人。他力陈建坝拦河之害，说：“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当时高层听不进黄万里的诤言，不但坚持按苏联专家的设计堵死了排水洞，而且把黄万里打成了右派。1959年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三门峡水库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盐碱化，威胁逼近古都西安。于是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重新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这一折腾，前后“缴学费”不下百亿。渭河平原29万农民被迫向宁夏、陕北等缺水地区移民，其中惨剧无数，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冯克力也知道黄万里其人，他提议，如果能和黄万里联系上，我们不妨在《老照片》上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因为自己平素涉及的领域多在文史方面，和水利不搭界，觉得克力的提议虽好，却不知如何才能与黄万里先生联系。思来想去，还是得求助于李锐老。他曾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掌门人，在三峡问题上与黄万里同气相求，可能有黄的联系方法。我给李锐老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认识黄万里，但手头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但他告诉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电话。经与那位朋友咨询，我们便拨通了黄老的电话。黄老听说想要拜访他的客人来自山东，十分高兴。原来，黄老的夫人丁老是山东人。当下约定，第二天上午到他家见面。
赵诚是我的老朋友，在山西省委党校任教，当时正好在北京出差。知道我和冯克力、张杰要去拜访黄万里先生，愿与我们同行。于是，四人一起打的，来到清华大学九公寓黄万里家。
黄老当时已经89岁，但精神很好。稍事寒喧，便进入正题，与我们谈起他的水利思想。他从黄河的特征谈起，他说，人们因黄河挟带泥沙而认为它是害河，其实，黄河是一条好河，正是这些泥沙冲击成了黄河三角洲平原，成为中国最大的三角洲，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大。这片大平原，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他说，“黄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是荒唐的。我过去知道三门峡工程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但黄老对黄河的分析仍然让我眼界大开。我忽然醒悟，河流也是有生命的，而黄老学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把河流当作活的生命来尊重。那天，他从黄河谈到长江，又谈到雅鲁藏布江，谈到他给中央领导人的上书，谈到有领导人委托人给他回话。我还问他，您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黄炎培有什么看法。他说，他同情我，但无可奈何。
黄老兴致勃勃地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仍然意犹未尽。可惜那天我们谁也没带录音机。冯克力、张杰忙着翻拍黄家相册上的老照片。只有赵诚临时作了一些笔记。告别黄老以后，四人商量，这个专题怎么做？照片没有问题。黄老一生都留下了十分精彩的照片。赵诚自报奋勇，文章由他执笔。和黄老提供的照片相配，就是当年9月刊登于《老照片》十五辑上的《但教莫绝广陵散》。
文章发表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多位读者投书，对黄老的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张承甫、鲍慧荪两位老人专门寄来七律，以诗概括黄老的人格风范：“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审题拒绝一边倒，治学追求万里巡。为有良知吞豹胆，全凭正气犯龙鳞。谁知贬谪崎岖路，多少提头直谏人！”后来，《老照片》发过一次读者问卷，征求读者对以往各辑内容的意见，表示喜欢这篇文章的读者高居榜首。
黄老本人读到赵诚的文章也颇为满意。当时，虽然专业圈内知道黄老不寻常的学术造诣和坎坷命运，但公众当中，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水利学界实际学术地位不如他的，有人成了院士，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被青少年当作科学偶像崇拜，而他这位真正科学良知的代表，却在中国公开的书籍报刊上，鲜有介绍。他晚年的著作，也没有机会公开出版。赵诚所撰的《但教莫绝广陵散》，虽然篇幅不长，却基本上概括了黄老生平的亮点。黄老临终前，三个同事和学生给他编文集，自费印刷，黄老欣然同意将此文作为附录收入其中。
当时，我已经介入口述史学活动。曾向赵诚建议，你的文章发表后，黄老对你很信任，你不妨与黄老商量，找他录音访问，帮他作口述史。赵诚也同意这个设想。为此，他征求了黄老的意见。但黄老说，我不想做口述史，我可以自己写回忆录！
然而，没过多久，黄老前列腺癌发作，身体状况急转直下。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主办活动，庆祝他的90大寿。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不能亲自出席。赵诚从山西赶来，到病床前，与黄老见了最后一面。
2001年8月26日，黄万里与世长辞。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时，许多知情人都撰写悼念文章，缅怀黄万里的人格风范。
不久，冯克力又到北京组稿，和我商量，能否组织一本《黄万里传》。我觉得此议甚佳，于是和他商量，请赵诚撰写。赵诚乐意担此重任。不久又来北京，向黄老的家属表达立传的愿望，得到黄家全力支持。他们把黄老的日记、诗词、书信、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和照片都借给赵诚参考，以便他完成此传。
赵诚原来主修中文，后来专攻国际政治，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问题亦有深入研究。但他担心，在水利方面是外行，生怕在专业上出现纰漏。冯克力本来希望赵诚用一年的时间完成这本传记。赵诚十分慎重，前后写了两年多。其间，他跋山涉水，到北京、四川、湖南等地，寻访黄万里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学生，下了一番艰苦的调查研究功夫。有的访问对象，年事已高，接受采访不久，便驾鹤西去。走南闯北地调查传主生平，本来是传记写作必不可少的功夫。但赵诚自己七年前也曾查出早期肺癌，切了一叶肺，又经历了数年的化疗，身体并不好，但他怀着对黄老的敬意，尽可能地搜寻第一手资料，对历史负责。
黄万里先生不但是杰出的水利学家，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楷模。他诞生于1911年，逝世于2001年。他的一生，基本上与20世纪同行。他的命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他早年漂洋过海，负笈美国，学成归来，希望以现代科学知识报效国家，造福黎民。然而先逢战乱，后逢运动，平生才学得不到充分施展，甚至被打入炼狱，饱受煎熬。在他以一人之力，舌战群儒，反对三门峡工程的五十年代，清华大学还有过另一位教授梁思成为保存古都北京大声疾呼，为当权者所拒绝；北京大学也有过校长马寅初为控制人口力陈己见，遭高层围攻而绝不屈服。真理从来不是权力的奴婢。历史已经证明，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黄万里、梁思成、马寅初的正确意见虽然没有被当权者采纳，但历史终将擦亮他们的名字。在中国知识界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绝大多数人习惯于随波逐流的年代，他们只是几十万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凤毛麟角。但只有像他们那样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才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2003年末，赵诚的传记已经杀青，黄万里的名字又一将在大众传媒上频频出现。这一年，渭河流域发生五年一遇的小水，却酿成五十年一遇的大灾，1000多万亩农田受灾，其中200多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00多万，直接经济损失80多亿元。人们都清楚，祸源起于三门峡水库。惨痛的教训再一次验证了黄老的科学预言。这时，中国水利界高层废除三门峡水库的声音越来越高。有一位当年赞成三门峡水库上马，并在1958年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参与批判的两院院士，在中央电视台居然说当年就反对在三门峡水库是自己，而只字不提黄万里。一时间舆论大哗。许多人站出来著文发言，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黄万里讨还公正。那位院士只好再次出面表示，他对黄万里很尊敬。
这场不大不小的新闻风波表明，尽快出版一本详实的黄万里传记，实在必要。黄万里的学问，是珍贵的学术遗产；黄万里的人生追求和立世风范，更是高贵的精神财富。《长河孤旅》，只是为黄万里立传的第一次尝试。在出版家刘硕良先生的大力支持下，赵诚此书得以与读者见面。我想，追寻黄万里，研究黄万里，还会出现更多更好的著作。黄万里的精神必将薪火相传，泽被后世。
黄万里九十人生沧桑 《长河孤旅》还原历史
北京娱乐信报
昨天，一部反映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的图文传记《长河孤旅》在北京正式出版。这位被称为是中国水利界马寅初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2001年在他九十高龄时去世。而此次的传记由黄万里家人授权，作者花费2年时间搜集资料写作完成，出版方表示希望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
黄万里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之子。1937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先后在四川、甘肃、东北从事水利建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他从黄河实际情况出发，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和设计，反对在三门峡修建大坝。1957年，因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针砭时弊，被打成右派。黄万里历经磨难，22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重返讲台。(李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