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秦瘦鸥“急得跺脚”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各种期刊书籍的出版周期之长，在他看来，“真可以吓人，简直不是节奏迟缓的问题，而是近于原地踏步了”。<br> 于是，秦瘦鸥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语重心长地写道：<br> “记得一二年前，著名美术家华君武同志曾经为此作了一幅漫画，题曰：《作者近影》。画面正中是一本打开的书，扉页上有一幅人像——一个神采奕奕的壮年人，可是手执这本书的作者却已是一位满脸皱纹、须长盈寸的老者了。这是何等强烈的讽刺啊？然而讽刺归讽刺，书刊出版的节奏依然如故。原因何在？很简单，印刷技术的改进，印刷厂的扩建增设，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而被双百方针所鼓舞起来的著作家和编辑们的工作节奏却那么快，于是两种不同的节奏不断地抵触碰撞，始终无法协调。我们就只能像‘痴汉等老婆’那样，望眼欲穿地等待各种报刊书籍的出版了。<br> “节奏迫人，除了急起直追，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br> 这番话对我们现在的工作仍然是多么有指导意义啊!<br> 1979年，宋存担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分管编辑业务工作。在他担任领导工作期间，在全社同志的努力下，出版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影响的好书。单是在1979年至1989年的11年间，就有157种书籍获得省市以上的优秀图书奖，有140余种书籍被列入全国和本市读书活动书目，在出版界居于前列。如《中国文化史丛书》、《新学科丛书》、《西方学术译丛》、《祖国丛书》、《当代大学生丛书》、《学习丛书》等大中型丛书，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br> 1989年5月，因工作需要，宋存同志分工负责经营管理工作，同时也参与编辑工作的领导。<br> 作为一个分管业务和抓经营的领导，老宋每天要处理一大堆工作。你别看他平时话不多，但他那细腻的、质朴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领导艺术，常常令下面的同志心服口服，不少事情就是在他的实事求是以及和风细雨的处理方式中迎刃而解了。<br> 宋存同志在他发表于《解放日报》的《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一文中这样写道：“一个共产党员或国家干部，就与群众的关系来说，他是人民的勤务员，他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努力维护人民的利益，他要向人民负责；就与党或政府的关系来说，他是舵组织或政府工作部门中的一员，他要履行党员或国家干部的义务，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他必须执行领导机关规定的政策和任务，在上级机关和负责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他要对党、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对人民负责和对党、对领导机关负责，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那对同志像春风一样的热情，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不少老编辑至今讲起来还深有感触。<br> 1990年春节过后，上海市委宣传部筹划纪念建党70周年的有关工作。宣传部领导向上海人民出版社传达了市委领导的意见，希望上海人民出版社拿出有分量的代表上海水平的上乘之作。经过多方讨论和论证，决定出版一部以历史照片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大型图集，完整、系统、生动、形象地介绍中国共产党70年的发展历史。这项当时被领导部门列为“一号出版工程”的大型图集，单单图片就有4800多张。编辑们全都集中在宛平剧场的一间工作室里埋头苦干。从编辑、初审到复审，编辑们日夜奋战在宛平剧场，家里一点儿都没法照顾。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家属们难免会有一些意见。老宋和其他负责同志分头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买了水果去编辑家里进行家访。他耐心细致地向家属们讲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感谢他们为这项工作所作出的支持和奉献。让他们有什么困难向他提出来，他会尽力而为的。望着他真诚的微笑，听着他诚恳的话语，家属们的心里都很感动——这么热的天，老宋辛苦了一天，还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买了水果来看大家，就是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不能影响了“一号出版工程”的顺利进展。<br> 半个世纪过去了，已步人古稀之年的宋存宝刀不老，还在默默无闻地做着他的终审工作。他的锐意进取的学习精神，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为人作嫁衣的奉献品格，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编辑学习的。<br> 李国章任社长时，社领导班子中的其他三位老总都是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在班子中，李国章是长者，但他谦虚好学，作风民主，注意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在总揽社政的同时，放手让他们管具体的编辑和经营工作。<br> 甫任社长，对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李国章来说，面临着出版、宣传、发行、财务等等许多新领域的挑战。即使有分管同志负责，他还是身体力行，涉足每个领域，一度他还亲自抓发行工作。他认为，编辑是出版工作的保证，而发行是出版工作成果的体现，发行工作不可忽视。1995年底，他率团去香港，参加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上海古籍出版社（香港）书展”。这是内地出版社首次独家在香港举办图书展。展场设在香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区中环中商大厦。参展的书有新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首批“经部·易类”40册等，在当地学术界和出版界引起了强烈反响。<br> 在担任社领导之前，李国章也曾醉心于古典文学研究，校点出版了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撰写发表了《论黄仲则在清代中期诗坛的地位》等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担任社领导后，他沉浸于出版工作，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对此，他毫不遗憾。他觉得编辑出版工作充满着乐趣。他说：“在一些人看来，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的事。但只要你真正投入，对自己的进步是大有帮助的。看稿的过程，也是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的过程。”他认为，敬业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唯有敬业，才能在工作中体会到真正的乐趣。为此，他上任后不久，即在社内倡导“团结、敬业、开拓、奉献”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倡导下，八年中，李国章带领全社同志在出版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看到自己从事的事业取得了成功，他感到欣慰，认为“这就是写文章和从事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种乐趣”。<br> 行文至此，我们不由想起了李国章喜爱的清代诗人郑板桥的那首《竹石》诗：<br>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br>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br> 如果把出版队伍比作郁郁葱葱的竹林，李国章不正是这样一棵兄弟定青山不放松的挺拔苍劲的翠竹吗？<br> 搞原创性图书一直是潘友星的工作思路，他正在主持并由他策划的国家重点图书《彩图科技百科全书》，就属于原创性图书。无论从编撰本身来说，还是科学技术涉及的知识领域，或者是原创性彩图的设计制作，都需要编辑认真学习钻研，潘友星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个难关……<br> 长期透支的身体终于向他提出了抗议。他病倒了，住进了医院。他是编辑部的灵魂，他的病牵动着编辑部每一个人的心。而躺在病床上的他，依然是心系编辑部。刚刚走出医院，医生嘱他在家修养，他又开始了思考，思维游走于彩图百科各卷重大事务间。通过电话和E-mail，他“遥控”着他的编辑部。他说，把“彩图”拼出来，对自己的编辑生涯也算有个交待了。这不仅仅是对他自己、对出版社的交待，更是对中国科学传播事业的交待!<br> 1948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杨蓉蓉，从小受的是书香门第的熏陶。读书成才，是祖辈的希望，也是她最主要的童年记忆和少年情结。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和努力向上，使她一直是个优秀的学生。“文革”的降临，打碎了她的求学深造之梦，中学毕业后只能在农场的广阔天地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1973年，她惊喜Ⅲ获得了在上海师范大学学习的机会。三年后毕业，进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参加《辞海》的编辑工作，从此进入辞书编纂领域，成为她人生重要的里程碑。每当回顾往事，杨蓉蓉念念不忘的是她进社后得到了几位老编辑的特别关心。特别是杨荫深、吴泽炎等老先生，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前与杨蓉蓉的太公寿孝天先生曾是商务书馆的同事，因此对杨蓉蓉这个好学的后辈寄予了特别的期望和关注。除了日常传授辞书编纂的经验和知识外，更是反复叮嘱她：作为一个词典编辑，精深的专业特长之外，更要扩展自己的认知视野范围，全面地学习各种知识，才能真正做好一个编辑。否则的话，除了会编词典之外，可能连一封信都写不来，更遑论其他。缘此，杨蓉蓉除了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对稿件作辨伪去讹、精雕细琢的审读之外，更是靠压缩睡眠和休息时间，在相关的领域如饥似渴地广为涉猎和钻研。1982年，她获得在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进修一年的机会，在王力、周祖谟、杨伯峻、吕叔湘等名师指点下，围绕音韵、训诂、文字、文献、目录、版本、校勘、辞典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打下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从此，她着力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由小学而经学，由经学而史学，乃至金石考古，在汉语言文字的领域不断地求真求知，竭己之力排难释疑，作出了许多新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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