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1903———1991）汉族，湖南石门人。抗日名将。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五四”运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旅长、师长。
　　曾用名郑桂庭，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幼读私塾，十七岁入石门中学，在校期间，曾考取湖南陆军讲武学堂，讲武堂因故停办，返石门完成中学学业。毕业后，在家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师又考取湖南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
　　1925年2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
　　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作战积极勇敢。次年6月任第八团团长。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任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1928年3月至同年10月任第九军教导团团长。1931年底，他升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1933年春，侵华日军企图进占华北，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他率部驰援，在古北口与日军血战两个月，给日军以重创。是年秋，他奉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6月，被派任第二师师长。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郑洞国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战役，与日军浴血奋战，给日军以重创。“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他又首先率第2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战功显著，升为第95军军长，后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38年底，郑洞国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第11军（后改为第5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次年12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同日军血战20余日，迭克要点，两度攻入昆仑关。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升任新编第11军军长，旋改第8军军长，率部参加鄂西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1943年春，郑洞国参加中国远征军被派往印度担任新1军军长。5月中旬，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的战斗打响。密支那是日军缅北作战的大本营，城里城外、地面地下均修筑了永久性坚固的防御工事。日军借此拼死抵抗，致使密支那久攻不下。7月上旬，郑洞国前往密支那指挥作战。他亲临前线，认真观察、分析守城日军的防守特点。见日军依托工事，以逸待劳，打不了就躲进地下，于我不利。于是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7月7日，中国军队发动全面攻击，使用密集炮火，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日军通讯设施全部切断，指挥失灵。8月3日，中国军队又发起总攻，导致日军全线崩溃，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残余日军全部被歼灭。这场攻坚战，摧毁了日军在缅北最后的战略重镇，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
　　抗战胜利后，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授中将军衔。蒋介石大肆调兵遣将、全面发动内战后，他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去东北参与内战。人民解放军打得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主力损失惨重，他看到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覆亡命运已不可挽回，请假去北京治病，想脱离东北战区。蒋介石却令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组织部队去守长春。1948年6月起，解放军围困长春5个月.他率部突围，出城后遭到解放军猛烈截击，又退回孤城死守。所部第六十六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后，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10月19日凌晨，解放军攻入中央银行，他率部放下武器投诚。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文中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
　　1946年-1949年担任“湖南私立九澧中学”校长，该校为现今“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
　　1950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他目睹人民政府管理上海的井然有序、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安居乐业的情景，受到深刻教育，后来在自传上写道：“在事实面前，我真是叹服了。”1952年春节后，他到北京，坦诚地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新认识，表示愿意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受到周恩来的嘉勉。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他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199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1933年率部千里迢迢赶赴古北口前线，与日军浴血厮杀近两个月；1937年在保定孤军抗日，命悬一线；1938年在台儿庄附近被日军炮弹击中左胸，赖一枚银元救命；1939年在广西昆仑关勇猛冲杀，击毙日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1943年在缅甸拼杀苦战，全歼日军，取得缅北反攻战役之全胜；1945年在南京，出席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本书是已故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郑洞国同志的长篇回忆录。该回忆录以严肃、客观、求实的态度，总结和回顾了郑洞国同志前半生的人生历程。由于作者本身丰富的生活经历，这部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同时，通过作者向人们展示的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以及其中老一辈爱国志士的追求和奋斗，包括他们所走过的曲折坎坷道路，也会从不同的侧面，给予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青年一代以教益和启迪。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我的童年生活
　　1903年1月13日，我出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商溪河畔南岳寺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我的父亲名叫郑定琼，原也靠下田耕作为生，中年以后因患腰疾，不堪重体力劳动，只好将田地交给家中的一两位帮工去耕作，他自己又去学了些裁缝手艺，赖以贴补家用。不过，也许是因为半路出家，他裁剪衣服的手艺一直不很高明。我的母亲陈英教，也是农民出身。她是一位中国传统的旧式劳动妇女，为人善良、勤劳俭朴。听人说：她在生我的一位姐姐的当天，产前还在厨灶旁劳作。从同我父亲结婚，一直到她去世，母亲几乎没有生活过一天安闲舒适的日子，艰辛操劳了一辈子。
　　在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末。我的长兄郑潼国（表字秦农），年长我十四岁。此外还有三位姐姐：郑先梅、郑芷梅、郑尽梅。
　　石门地处湘西山区，与临澧、桃源、慈利、大庸等县相邻。那一带山林茂密、物产丰富，风景亦十分秀丽。但因交通不便、环境闭塞，一些农副产品如：桐油、茶叶、板栗、竹藤制品和矿产等很难大批外运。再加上耕田瘠薄，常有水旱灾情，以及官府的重重盘剥，农村百姓的生活十分清苦，一般农民辛劳一年，勉强糊口巳属不易，若遇大的天灾人祸，便只好出卖田地、牲畜，为人帮工过活了。
　　当时，我家有祖传老屋六七间，田地近三十亩。年成好时，可岁收谷四五十石（按当地标准，每石谷折合一百一十市斤左右）。这在乡间也算是小康之家了，不过全家也是仅得温饱而已。
　　我出生时，母亲已是43岁的人了，由于营养不良，体弱多病，根本没有奶水，只好用米粉制成的面糊喂养我。所以我一直到20余岁，身体都很瘦弱，时常生病。倒是后来的长期军旅生活，才使体魄逐渐强健起来。
　　我记事以后，家境愈来愈不好，父母和我们几个孩子，穿的都是自制的粗布旧衣，日常饭食也大多是番薯丝和糙米混合在一起的杂合饭。只是到了农历春节的时候，母亲才悄悄给我们塞上几个压岁钱，我们可以用它买些爆竹、麦芽糖之类的东西。遇到年景稍好时，母亲偶而还会扯上几尺洋布，给我们缝件新衣，再做双新鞋，那便会让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过年，在乡间是件很大的事情。每年一进入腊月，家境稍好的人家便开始忙着磨豆腐、做糯米糍粑、杀猪宰鸡、薰制腊肉，或到附近集镇上采办过年物品等等，一片热热闹闹的气象。在外谋事的人们，也陆续回乡与家人团聚。这期间，无疑更是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们最快活的时光了，不仅可以穿上新衣，吃到平常很难吃到的肉食、点心和糖果，还可以乘着大人们忙着准备过年，尽情地到处嘻闹。除夕晚上，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一年中最丰盛的年饭。饭前，照例要由父亲说几句话。他的“致辞”很简单，年年都是这样两句话：“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暮暮象过年。”直到今天，这两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年饭吃过后，我们小孩子们就急急忙忙跑到房子外面放爆竹。夜深时，再随长辈们去祖坟上祭祖。祭祖仪式结束后，胆子大些的男孩子便打着灯笼，在山坡上跑来跑去地捉迷藏，这样玩耍一夜也不觉困倦。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们一早便要随着大人给族里的长辈磕头拜年。磕头自然也不是白磕，无论到了哪一家，主人都不免要招待吃饭，或给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吃。这种快活热闹的日子，一直要过了正月十五才能结束。所以，儿时的我老是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是我一年中最欢快的日子。
　　我的父亲是位很重视传统礼教的人，为人严峻刚正，性情亦十分倔强。他最恨嫖赌等坏习气，一发现族内有这种事便要干涉，所以族内的晚辈和青年人都很惧怕他。他对于子女的训戒也是极严的，在我们面前通常是板着脸，很少见他笑过。不过，父亲与当时乡间农民不同的地方，就是思想比较开明。他自己曾读过两年私塾，粗通文墨，也喜欢读书。他认定人只有读书才有出息，因此尽管家中经济拮据，他还是省吃俭用，千方百计地供兄长和我读书，希望我们学成之后，能出去做事，光宗耀祖。我的兄长郑潼国就这样一直读完湖南岳麓山地区的“留学预备科”专科学校，随后赴日本留学，可惜不久即因清政府取消官费而被迫中途辍学，以后就回到家乡教书。不过，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相当严重的。比如他对两个儿子的文化教育十分用心，至于其他三个女儿则马虎得很。虽然经济条件不够是原因之一，但实际上他压根就认为女孩子没有用，而且长大嫁人时还要陪上一大笔嫁妆，更不上算，哪里还肯花本钱供女孩子读书？顺便提一下，父亲给我后两个姐姐起的名字分别是“芷梅”、“尽梅”，即取“止”、“尽”之意，从中可看出他是不希望多生养女儿的。其实，这种封建思想在当时的农民头脑中普遍存在，不止父亲一人，故那时乡间溺死女婴的事时有所闻。
　　自我6岁起，父亲开始亲自教我读书。我的启蒙读物最初是《三字经》、《千字文》等，以后又读《论语》等书。每天早饭后，父亲即端坐桌旁，高声唤道：“幺儿，过来读书广我闻声便赶紧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前，垂手站好，倘稍迟延一下就要挨骂。父亲教授的方法是先由他自己将课文朗读一遍，然后再将书中生字逐一教我识别、书写。这样反复进行几遍，他便叫我在一旁默写、默读，自己则吸着水烟袋，闭目养神，过了一会儿再将我叫过来考问。我幼时天资并不聪颖，加上书中文字多很怪僻，意思更难弄懂，因此学起来不免相当吃力。父亲的态度十分严厉，每当他对我的学习效果不甚满意时，便拿起预先放在桌上的竹蔑片，朝我头上抽打几下，我虽感到疼痛，但不敢哭叫，只能默默地流着泪，规规矩矩地站着重新聆听父亲提出的教正。那时的读书，对我来说远非是愉快的事情，每天的学习都使我战战兢兢，如坐针毡。直到未了父亲挥挥手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罢广我便像得了大赦令一般地飞奔出房外玩耍。当时我年纪太小，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父亲的苦心。
　　我8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入乡间的私塾就读。先生是我的一位本家兄长，国学的底子不错。他待学生很严格，不过不像父亲那样常常打人，生气时至多是将顽皮的孩子申斥几句，偶而也用戒尺打几下手板。或许是我在父亲身边已有了些文化基础，抑或是私塾先生不似父亲那般严厉，我对到私塾读书反倒觉得轻松了不少，学习也有了些兴趣。两年间，我先后读了《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其中有些内容我至今仍能成段地背诵，这些充满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礼义纲常的旧国学，对我后来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就在这一年秋天，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由此导致了清朝皇帝逊位，结束了中国两干余年的封建统治，这就是有名的辛亥革命。那时我年纪尚幼，一时还无从理解这次伟大革命的深刻历史意义。不过，由于我的兄长郑潼国一直在外读书，又去过日本，接受的新思想较多，每逢回家省亲，他都免不了要向家人及乡邻们讲些有关满清政府卖国、误国，以及孙中山先生领导同盟会闹革命的事情。讲到激愤处，常常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对于兄长讲的这些事情和道理，我并不全懂。但当时兄长在我眼中简直是个大学问家，他说的话我都相信，尤其是他讲一些新鲜名词，比如“民主”呀、“共和”呀，更是让我觉得很有趣味。那时我对孙中山先生景仰得不得了，以为他一定同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赵子龙一样，是位长得又高又大、本事高强的大英雄。总之，由于受兄长的影响，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已开始刻印下一个观念，即清朝皇帝不好，必须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中国才有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兄长无疑是我政治上的一位启蒙教师。
　　我刚满10岁，乡间开办了新式小学，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连忙送我转入就读。岂料这所学校竟是有名无实。-学校里只有一名教员，而且这名教员除了懂些国文，对算术、音乐、体育等几乎一窍不通，最可笑的是他连算术作业的评分规则都搞不清楚，只知道给作业成绩不好的学生打上60分，成绩好的打100分。对于那些成绩极差的学生，他原本想打10分，结果不知怎地在1的后边加了两个零，也成了100分，弄得成绩好坏不分，笑话百出。至于音乐、体育等课程，在我记忆里似乎就根本没有开设过。这一年的时光差不多等于白白？昆过去了。以后父亲终于了解到这所学校的教学情况，气得捶胸顿足，大骂教员误人子弟，马上将我重新送回私塾读书。
　　二、少年求学及第一次投军
　　我在私塾里又读了三年书，直到1917年春天，父亲在兄长的说服下，才决意送我去石门县城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读书。这所小学是三年制，全部采用西式教学。那时我已满14岁，只好直接插入到二年级学习。可我除了国文还有些基础外，其它课程都不行。特别是算术，程度更是低得可怜，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东西根本听不懂，为此我大伤脑筋，急得寝食不安。最后无法，只有横下一条心发奋用功，每日早起晚睡，根据老师和同学的指点反复研读、演练，直到把每个题目搞通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二年，我的算术成绩在班上同学中就很不错了，其它功课也都陆续赶了上来。
　　我初到石门县城读书时，所需费用均由正担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承担。以后兄长应聘到林德轩的军队中任林氏的秘书，便无法经常资助我了（那时石门尚不能与外间通汇）。因此，供我读书的经济负担又落到了在乡间的父亲身上。可那一时期我家里的景况却在继续恶化，地里的庄稼连年欠收，母亲又因生病时常请郎中看视，弄得经济上入不敷出，以至后来我的读书费用都成了问题。有一次放暑假回家，我见到父亲整天为维持生活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临到快开学了，父亲始终不曾提到我的学费的事情。我虽然心里焦急，可望着他那张阴沉沉的脸，哪里还敢提及此事？末了还是母亲不知从哪里借来四块光洋，偷偷地塞给我。靠着这四块光洋，我省吃俭用地用了许久，但最后还是用光了，无奈只好向有钱的同学借用。那时天气已渐渐地冷了，我还没有换季的棉衣，但为了能继续读书也只好挺着。有一天，我有位在常德做县长的堂侄郑康侯（约年长我10岁）因事路过石门县城，特地前来看我。见我只穿一件破旧长衫，在寒风中不住地打抖，心中老大不忍，当即取出20块光洋，再三让我收下。有了这笔钱，才使我度过了难关。以后，兄长从别人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心里很难过，从此他惟恐我在经济上再受窘，千方百计地设法按期支付我的读书费用。
　　我到石门县城读书的那一年年末，湘西一带突然闹起匪患，而且愈闹愈厉害，搅得百姓们居无宁日。有一次，一伙土匪居然打进了县城，杀掉县长，劫走了在押的匪囚。此后一连数年，石门一带再也没有安定的日子了。
　　就在这年冬天（1917年），经父亲的一手包办，我与邻乡的一位农家姑娘覃腊娥结婚了。其实婚事早在两年多以前就订下了，父亲一直当作一桩心事，巴不得我早日完婚。我那时年纪太小，尚不知结婚娶妻为何事，一切悉听父母安排。记得婚前不久父亲有事去我岳家做客，我正放假住在姑母家里。姑母家紧挨着渫水，门口的河边上拴着一只小船供摆渡之用。我闲得无聊，便和几个孩子一起跳上船，解开缆绳，胡乱在河里游荡起来。过了一会儿，船不知怎地猛烈摇晃了一下，我没站稳，“扑通”一声栽进河里。船上的伙伴们吓坏了，一面大声呼救，一面拼命向上拉我。可我水性不好，加上河水冰冷刺骨，几经挣扎也爬不上来，周身也有些麻木了，渐渐失去了知觉。恰好这时有人路过，听到船上孩子们的哭救声，才及时把我打捞了上来。回到姑母家里，正当一家人忙不迭地为我烤换衣服、灌热姜汤的时候，父亲差人来叫我立即去拜见岳母（其时我岳父已病故）。姑母没好气地要打发他走，那人说什么也不肯，再三说父亲命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一趟才行。姑母气得大骂，总算把他支走了。原来，按湘西风俗，女婿在结婚前夕要亲自到岳家拜望，并且住上几日，以示郑重。父亲是很遵守礼教的人，对这些事情自然看得格外重些。
　　也是祸不单行，几天后我去岳家时，又受到了一场虚惊。我到岳家的头一天晚上，岳母十分高兴，特地预备了不少酒菜款待。我因年纪轻，没有酒量，只喝了两小杯便有些支持不住，于是早早就安歇了。大约午夜以后，我突然被房子外面的一片嘈杂声惊醒，遂爬起来睡眼惺松地朝外一望，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只见院子外面立着十余个手执长矛大刀的大汉，正喝令岳母一家开门。我意识到这是土匪打劫，惊慌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片刻，有七八个土匪已经破门而入，将岳母全家连同我一起赶到堂屋，为首的一个精壮汉子，将手中明晃晃的大刀朝屋角一摆，厉声喝道：“莫动！站到那边去，哪个动一下我就杀了他！”我们哪里敢动？都乖乖站了过去。其余的土匪乘机涌入内室，将房中覃氏的几箱子嫁妆抢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在惊恐之余，我发现身边的一位姑娘是岳母家中从未见到者，心想这必是我未来的妻子无疑了，那姑娘也觉察到我在注视她，赶紧深深地埋下头，缩到我的岳母身后。按旧时礼教，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非到成婚拜堂之日，双方是不得见面的。但我们夫妻二人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了第一面，真令人啼笑皆非。
　　事后听说，这次抢劫实际上就是我岳家族中的人勾结外面人干的，目的仅是乘覃家女儿出嫁之机劫掠些财物，所以并未打算伤人，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我与覃氏结婚时，刚刚年满15岁，覃氏已是23岁，整整大我八岁。这在今天的青年人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但那时在湖南农村却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对家中长辈来说，娶进年纪大些的媳妇，既可增加一份劳动力，又可早日添丁进口，岂非好事？
　　不过，我与覃氏结婚后，彼此感情十分融洽。她与母亲的性情相仿，做事勤勉，为人谦和，一直到她1930年因病故去，我们从未相互红过脸。
　　1918年春，匪患未干，又添兵祸。湖南地方军队林德轩、王子彬等部在湘西一带互争地盘，彼此混战，地方时局大乱，学校也被迫停课了。到了秋天，局面稍有缓和，学校重新开课，我始得以升入石门中学继续读书。
　　次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市民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石门县城虽然地处偏僻山区，却也受到了这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影响和震撼。石门中学钠学生们在部分爱国教员的宣传鼓动下，首先起而响应，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当时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我和同学们几乎天天在县城游行，宣传抵制日货，并组成清查队，到各个店铺里清查日货，平日唯利是图的店铺老板们，有些是出于爱国之心，有些是慑于学生声威，此时有不少人都主动将店里的日本商品交给我们。他们见到我们这些爱国学生，一个个点头哈腰，恭敬得不得了，我们把所有商人上缴和清查出来的日货收集在一起，在街市上当众焚毁。这次运动在石门县城轰轰烈烈地持续了好长时间才逐渐平息下去。
　　“五四”运动是我一生中经历的第一次革命洗礼，它唤起、培养了我的朴素的爱国热情和信念，对我后来的经历影响很大。从这时起，我开始痛切地认识到，中国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军阀混战，国家残破，政治腐败，大有灭种亡国之危险。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应立志救国，解民倒悬。但对如何救国救民，我的想法却极其简单、幼稚。觉得中国之衰弱，关键在于武备不振，今后欲抵御列强欺侮，消灭各种军阀势力，非有强大武力不可。基于这个认识，我心中开始萌发了弃学从军的强烈愿望。
　　转眼又过了两年。某日，有人从省城长沙回来说，湖南督军赵恒惕要在长沙举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在筹划招收学生。这个消息使我喜出望外，急忙托人在长沙打探消息，准备前去投考。也是凑巧，当时率部驻扎在湘西一带的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石门人），有意在石门中学中选拔一批学生进入讲武堂受训，以便将来作为自己部队的骨干，乃请准在石门县城设考场招生。在我看来这可是干载难逢的好机会，急忙前去应试。考试那天，由驻兵石门县城的旅长唐敬德（石门人）亲自担任主考。应试的人很多。其中多是石门中学学生和唐部官兵。考试的题目，是《论语》中子路的一段话：“夫干乘之国，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当时我是怎么作的这篇文章，现在也无法记得了，总之考试结束后，我很快就被录取了。我高兴的心情简直无以言喻，顾不上与家人辞别，便跟随军队上的一些人前往长沙报到。　
　　到了省城，情况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此时正值赵恒惕大举发兵攻打湖北督军王占元，结果反被王部击败，湘军溃回湖南，大肆烧杀抢掠，纲纪荡然。一些地方军队也乘机再度混战，搅得湖南全省糜烂不堪。在这种情形下，陆军讲武堂自然也就无法开办了。我在长沙苦等了近两月，最后见事情已无希望。且身边盘缠将尽，才垂头丧气地返回石门。幸亏当初走时还在石门中学保留着学籍，否则回去连书也读不成了。　　
　　1922年初夏，我正在学校读书，家里托人捎来急信，说母亲病重，要我速速回去料理。我闻讯心急如焚，向校方请了假，连夜徒步赶路回家。回到家中，看见母亲的病势已极度沉重，她的面色苍白如纸，浑身亦浮肿，气喘不止。见到我回来，母亲只叫了一声“幺儿”！便不停地剧烈咳嗽起来，再也说不出活来，我不由泪如雨下，抱住母亲痛哭。过了两天，我的长兄也由外地匆匆赶回。我们终日轮流在母亲榻前伺汤奉药，祈望母亲病体康复。但是，尽管我们想尽办法，母亲的病情仍在不断恶化。母亲自知病将不起，挣扎着将我们这些儿女唤至榻前，对后事一一做了交代。她除了要我们今后好生孝敬父亲，兄弟姐妹间彼此和睦相处，还特别叮嘱兄长和我，务须努力读书做事，为人亦要正直诚实，切不可贪利忘义，有负天地祖宗。母亲的这些遗言，后来确实成了我一生处世的座右铭。
　　大约在这一年的6月中旬，母亲终于不治谢世，享年63岁。母亲与同时代的无数农村劳动妇女一样，善良、质朴、勤劳，但一生都未摆脱生活的贫困和艰辛。　
　　两个月以后，我从石门中学毕业了。由于慈母刚刚亡故，我没有心思继续出外求学，就回到家中。次年初，附近的磨市小学聘我去任教，教授地理和英文等课程，前后有半年之久。夏天，我感到在家乡长久呆下去也不是办法，遂决定去长沙求学。那时，兄长正在长沙做事，收入较过去多些，家中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所以父亲、兄长和妻子都很赞同我的想法。于是，我收拾了一下简单的行装，带了些盘缠，即告别父亲、妻儿，只身来到长沙。　　
　　到了长沙，我先在市内一家小旅馆安顿下来，又去见过兄长，然后就在街头上留意起各学校张贴的招生启事。晚上则浏览报纸，寻找学校的招生消息，当时我考虑，报考大学本科，依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是无力负担的，不如去考那些专门学校。一来费用少得多，二来可在较短时期内学成一样特长，以便自立谋生。于是我首先报考了一家工业专科学校，却未考中。我不气馁，接着又报考了商业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前身），这次倒是被录取了。学习经商本非我愿，但为今后生计，此时也顾不得再去选择了。　　
　　那时长沙的物价还算便宜，每月花上三块光洋，就可以在学校附近找到包吃包住的地方。如果肯出四五块光洋，那么吃住条件就相当不错了。我因读书费用均由兄长负担，故很知节俭，只包了三块光洋一月的食宿。即使这样，也比当初在石门读书时的情形好多了，所以我还是相当知足的。
　　就这样，我在长沙生活、学习了半年多。
　　三、投奔广州，弃学从军　　
　　1924年初，学校进行了学期期末考试。我的运气不错，四门课居然考了四个100分，成绩名列榜首，心中好生得意。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学在住处谈笑，商议着放假期间各自回家过年的事情，其中有位同学突然插言道：“你们听说了吗？孙中山要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已经派人到湖南来招收学生了！”我心中一动，忙问：“此话当真？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位同学说是听别人讲的，并无准确根据。这件事大家说说也就过去了，我却认为事出有因，不一定就是虚传，因此放弃了回家度假的打算，专心打探消息，寻找机会。果然，过了月余，这方面的消息愈来愈多，据传在广州的程潜将军最近秘密派人到湖南招军校生，好多人已经走了。焦急间，猛然想起我在长沙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读书的好朋友王尔琢素有从军之志，也许会有办法，何不找他商议一下呢？王与我不仅是石门同乡，还是亲戚，又是石门中学同学，从小就在一起玩耍，一直很要好。到长沙后我们也见过几次面。我想倘能找到他，争取两人一起行动，我的胆气就更壮了。于是，我匆匆跑去找他。可寻遍了他的学校和住处，也不见其人。经反复询问，他的一位同学才悄悄告诉我，王尔琢已在几天前偷偷动身去广州了。这下我更急了，心里埋怨王不该不同我打个招呼就独自出走。其实，王尔琢那时很可能已经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或青年团组织，大概是根据组织意图秘密去广州投考军校的。　　
　　王尔琢一走，我再也坐不住了。事不宜迟，我决定不再坐失机会，直接投奔到广州去报考军校。虽然长沙与广州路途遥远，我对广州的情形一概不了解，更无把握一定能考取军校。但我认定广州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政权所在地，军校是中山先生创办的，自然也是干革命的，这正是我投身革命、参加军队以图救国的绝好机会，纵有千难万险也不能轻易错过。至于到广州后考不取军校怎么办？这个我也想好了，此次是有进无退，倘考不取，我宁肯到广东的营盘中当兵，也决不再回长沙。决心既定，此后一连几天，我都在暗中做行路准备。　　当时的商专校长名字叫任凯南，是我兄长在岳麓山地区读“留学预备科”时的同学，平时对我常加关照。他不知怎么知道了我的计划，特别把我叫去劝阻道：“郑洞国，你的学习成绩不错，现在怎么偏要去弃学从军呢？况且目下广东很乱，你跑到那里很不安全，还是不要去冒这个风险罢。”我见事情不好再隐瞒，索性就将自己欲从军救国的志愿和决心恳切地表白了一番。他见我意甚决，遂好心提议：“倘你一定要走，须先同家人打好招呼，不要不辞而别；在商专的学籍也最好保留着，万一考不取军校最好再回来继续读书。”我只求学校在此事上不加阻拦，所以对校长提出的要求均一一点头答应。
　　两三天后，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惟独路费尚无着落，当时能资助我去广东的亲人只有兄长一人，但此时他已离开省城到安乡出任厘金局局长，一时无法找到他，我为此非常焦急。说来也巧，正在我伤徨无计之际，事情却出乎意料之快地解决了。某日晚，我正在住处房中闷坐，忽听门外有人唤我名字，出外一看，竟是我的兄长站在院中！原来他是到长沙办公事，顺便到学校来看望我。此时能见到兄长，无疑是旱苗得雨，我高兴得扑过去紧紧抱住他的臂膀。也许是我因情绪过分激动而有些反常，兄长略显诧异地看了看我，才随我一同走进房中。兄长刚一坐定，我便迫不及待地将欲去广州报考军校的打算一古脑地告诉了他，并请他帮助解决路费问题。兄长听着听着脸色便沉了下来，很干脆地表示不赞同我到广东去。我深知兄长的脾性，遂采用“磨”的办法，从我自幼对中山先生的崇敬，以及中国面临着的内忧外患的时局，一直讲到我立志从军救国的愿望。这样一直“磨”到深夜。兄长本来对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就怀有好感，又见我的态度极为坚决，知道不好劝阻我，乃叹气道：“幺弟，不是我非要阻拦你，只是父亲尚在堂，你又是个有妻室的人，如果在兵荒马乱中出了意外，我作为兄长的负不了责任呀。”我一见他态度有所松动，忙说：“这事与哥哥不相干，去广东是我自己要去的，就是果真出了什么事情，也是由我自己负责，您不必为此担心。”兄长沉吟了半晌，仍面带难色地说：“不管怎样，钱我还是不好给你。这样罢，你需要用多少钱，可先向同县的覃海吾先生去借，以后由我还他好了。”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那位覃先生在省政府某厅当科长，我与他也认识，所以第二天下午便按兄长的吩咐去找他，果然借得了60块光洋。我心里明白，这笔钱不过是兄长预先托覃某转交给我的，这样既可资助我之急需，又可避免让他担责任。我心里不由暗暗佩服兄长办事的周到。解决了盘缠问题，我如释重负，心早飞向了广州。　
　　4月中旬，我告别了兄长和学校，离开长沙上路了。与我同行的，还有石门同乡陈聪谟和伍效德、伍俊德堂兄弟二人。我们一行人先到武昌，再换船去上海。在上海因一时买不到去广州的船票，只好先找了家旅馆住了下来。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商业城市，比起长沙要繁华多了。我们四人初到此地，人地两疏，不敢出去乱跑，便整天蹲在旅馆里消磨时光，无事可干。那陈聪谟性情活泼，也喜玩耍，耐不得这般寂寞，就跑出去买了一副麻将牌，拉上我们一起玩。　
　　两天后，我们终于买好了去广州的船票，兴冲冲地上路了。上船前，陈聪谟还没忘了带上麻将牌，说是在船上还可以消遣消遣。岂知一上船，我们那高兴的劲头都没有了。原来我们买票时图省钱，住的是船的底舱，这里本是堆放货物的地方，现在塞满了人，里边肮脏污浊，拥挤不堪，人还未进去，一股刺鼻的汗味、酒气和烟草味混合在一起的臭气即由舱门口扑面而来，令人恶心不止。及至船一开动，颠簸得很厉害，不少人晕船，又呕又吐。弄得舱中空气更加污浊。我们四人中，伍氏兄弟吐得最厉害，后来几乎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了，一路牢骚不止。尤其是伍效德，家中颇有些钱财，平日安逸惯了，哪里吃过这般苦，看上去人未到广州，心已冷了许多。我虽未呕吐，却也感到头晕目眩，胸中郁闷。唯陈聪谟不太晕船，一路仍旧说说笑笑，样子很乐观，甚至还想在船上凑角打麻将。入夜，水面上似乎没有一丝风，船舱里更觉燥闷，我们身上的衣服不断被汗水湿透，粘糊糊地贴在皮肤上，难受异常。我仰面躺在舱板上，气闷得无法入睡，心里老是嫌船行得太慢，恨不得一步就能跨到广州。
　　我们在船上苦熬了约三四天。行程的最后一天上午，船在香港靠岸停留了一下。那时香港远没有现在这般繁华，我们亦无心观赏市容，仅在码头附近的小吃摊上买了些食物，透透新鲜空气，便匆匆返回船上。当天中午，船总算在广州靠了岸。我们下船后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徒步来到市区一家叫做“华宁里”的小旅馆住下。这家旅馆是湖南人开的，食宿比较便宜，过往的普通湖南客人都喜欢住在这里。　
　　当时广州市内的秩序较乱。我们四人刚在旅馆里安顿下来，店里的伙计便来关照，叫我们早晚不要出去乱跑，免出危险。据说就在昨天晚上，有人在这一带抢劫了一个士兵的枪械，今晨有一队兵士赶来报复，抓走了几名“嫌疑分子”，搅得人心惶惶。与我同路的伍氏兄弟两人本来在路途中已经有些心灰意冷，听到广州如此动乱，更泄气了，倒在床上不做声。
　　吃过午饭，我和陈聪谟正在房中商议着如何出去打探军校招考消息，忽听有人在院内说话，声音好熟悉。我隔窗一望，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此人正是王尔琢。他乡遇故人，我们都为这个巧遇感到极为高兴。与王在一起的，还有两位朋友。其中一位中等身材、眉清目秀的青年名叫贺声洋，也是我在石门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另一位生得矮矮胖胖，年纪略大些的叫黄鳌，是湖南临澧县人。大家都为投军而来，志向相同，所以也都一见如故。
　　据王尔琢介绍，他们当中黄鳌到广州最早，已通过军校考试录取了，他和贺声洋幸好赶上最后一批报名。目前军校第一期的报名已经截止，他建议我们留在广州等待军校第二期招生。这个消息使我大失所望，深悔当初未能早动身几日，以至错过时机。正难过间，默坐在一旁的黄鳌慢吞吞地说：“既然郑洞国如此心切，我倒有个主张，不知能否试试？”“什么主张？请黄兄快讲！”我忙问。原来黄鳌初到广州时，担心一次考不取，先后报了两次名。现在他已被录取，却还空着一个名额，建议我顶着他的名字去考试。我想了想，觉得除此也无他计，就决定大胆冒名一试。
　　数日后，考试的日期到了，我顶黄鳌的名字与王、贺二人一起参加了考试。考试的科目只分语文、数学两科。校方大约考虑到前来应试的有相当数量是工农青年，所以考试的题目都不难，我不很费力就答完了卷子。
　　又过了几天，军校张榜公布录取名单，结果我和王尔琢、贺声洋都考中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我们高兴得搂抱在一起，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热泪。就这样，我终于考进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从此开始了二十四年的戎马生活。
　　与我同来广州的陈聪谟、伍效德、伍俊德三人这次都没有机会报名参加考试，不久即返回湖南。伍氏两兄弟经过此番折腾，对报考军校一事就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惟陈聪谟不甘心，以后再度来广州，终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三期。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一、我的童年生活
二、少年求学及第一次投军
三、投奔广州 弃学从军

第二章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一、火热的军校生活
二、第一次东征
三、讨伐杨希闽、刘震寰
四、回乡省亲及归队
五、北伐战争

第三章 1927年后的十年征战
一、宁汉对立和二期北伐
二、讨桂、讨冯、讨唐战争
三、中原大战
四、平定石友三叛乱及宁粤对立
五、进攻鄂豫皖苏区
六、悲壮的长城抗战
七、汀西“剿共”战争和西安事变

第四章 抗日军兴
一、平汉路北段的涿州、保定战役
二、徐州会战
五、从徐州撤退到武汉会战前后
四、血战昆仑关
五、参加枣宜会战及驻防宜都

第五章 远征印缅
一、受命赴印
二、缅甸战争的缘起
三、兰姆珈训练基地
四、筹划反攻及修筑列多公路
五、反攻缅北之役（上）
六、反攻缅北之役（下）
七、抗战胜利前后

第六章 参加东北内战
一、奉派去东北
二、进占沈阳前后
三、进攻本溪及首战四平街
四、进占长春、永吉
五、进攻热河
六、进攻南满 四战临江
七、再战四平街
八、陈诚到东北后的“杰作”
九、蒋、卫在东北撤守战略上的分歧
十、部署永吉撤退和受命防守长春
十一、困守长春
十二、放下武器退出内战

第七章 走向新的生活
一、去解放区
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