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口，说的是从西北方向的梦笔山和东北方向的邛崃山流过来的两条溪流汇合在这里，取名为“两河口”。
现在，一支军队从大别山来到这里，另一支军队也从井冈山即将来到这里。
毛泽东与张国焘这两支军队就像两河口——从两个不同方向穿山越岭汇集过来的两支溪流，在川西高原终于要会合了。在高原上，两支军队的领导者真诚地相互拥抱着，相互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双方各自的心里感受是，终于能壮大自己的力量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早期，张国焘在党内最高领导层里，主要分管党的工人运动，曾经领导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曾代表中共出席在苏联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曾同列宁见过面，但他也屡犯错误，受到过共产国际的批评。张国焘在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期间，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将领的大力相助下，苏区红军发展到10万余人。
张国焘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听从别人的指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马上要会合了，在党内论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
而毛泽东却没有张国焘那么风光，1926年5月25日，毛泽东自辞别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一职后，多数时间生活、战斗在井冈山，毛泽东扎根在中国最广大的区域——农村群众之中，长期奔波于最基层，他依靠自己的精明才干，组织广大的农民运动，经他的组织，湖南各地农民协会会员达40万人。在韶山建立和扩大了基层党组织，不断壮大了革命力量。
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前，这一带红军也发展到10万余人，中央迁入瑞金后，毛泽东便屡受排斥和打击，直到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一直在郁闷孤独中度过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才进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得了领导权。
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从通(江)南(江)巴(中)转移撤到川西高原，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
红四方面军在进入川西高原时发展到8万人，面对强大的敌人，张国焘显然不是蒋介石的对手，攻打大城市的理想一再失败。如实施进攻陕南计划，与胡宗南、杨虎城正规军作战，只能是得不偿失。
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由于中共中央代书记的博古、“军事专家”李德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的损失比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损失更为惨重，被迫实施长征时已不到3万人。
多年来的隔山作战，毛泽东与张国焘都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大实力，见面后，才知道期望值过高了，尤其是张国焘更没有想到，红一方面军会是这样的难堪。
为了这次会师，毛泽东与张国焘已经盼望等待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位中共党内最有实力的政治领导人终于要走到了一起。
西进策应中央红军
红四方面军在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为保存有生力量，转移到鄂边一带，后被迫实行长途战略转移。
四方面军在撤离鄂豫皖时向中央报告说：“此次鄂豫皖战区未能冲破包围，客观原因系革命发展不平衡，战区处交通便利、四面受敌、反动势力较雄厚之区域。在此次激烈斗争中，并未得四面工农，特别是交通界城市工人的最低赞助，最主要的是战区政治工作和政治领导之错误，对敌人估计不足，发动赤区群众反包围不够，发动白区士兵斗争的工作不够，省委之白区机关工作方式在紧急斗争时完全表明不能胜任。即中央(与)各区的红军亦未有更有力的配合行动，中央未能供给战局最低必需之政治、军事、技术的无产阶级的干部，亦是原因之一。我四方面军精锐英勇慷慨，我以孤军大敌数倍之敌，转战千里未曾一挫锐气，便终被迫脱离赤区。鄂豫皖赤区尚有近三万枪之游击队，必能在困难条件下斗争而有发展。红四方面军现已到鄂豫陕边，当以联合湘鄂西、鄂豫边、陕甘边赤区和红军，形成襄江上游之巩固赤区和红军为目的。”
当四方面军进至鄂陕边界的漫川关地区时，却被挡住了西进去路，杨虎城的重兵已卡住关口，胡宗南率部已从后面追了上来，将四方面军合围在康家坪至任岭的深山峡谷中，四方面军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意见不统～。张国焘说：“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徐向前说：“这怎么行呢?这支部队不能够分散，在～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当时陈昌浩和其他一些指挥人员都赞同徐向前的意见，情况非常紧急，分秒必争，张国焘也就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见，决定集中突围。
由于漫川关突围行动迅速，利用敌人合围圈不够严密的时候，夜间，许世友团长率领的红二十师三十四团和韩亮臣团长率领的七十三师二一九四团侧攻，三十四团正面突击，二一九四团配合，一举攻占了北山垭口，为全军打开了通道。
四方面军漫川关突围后，越过雄奇巍峨的秦岭山脉，向汉中推进，四方面军打算在汉中建立根据地。汉中，历史上赫赫有名，曾是汉刘邦养精蓄锐、回定三秦、夺取天下的战略出发地。四方面军随后又进军到大巴山川北地区，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有一个好的传统，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就到哪里，满街满墙，甚至在大石头上、山间大石板上都要张贴和涂写红军宣传标语，至今在通、南、巴及青海等地石壁上仍保留着红军书写的宣传标语。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地方军阀头子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等数股军阀势力25万余人进行了殊死拼杀。红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十个月反六路围攻的战役，取得了胜利。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了牺牲、苦难的压力。红军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觉悟，依靠军民的团结，依靠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川陕人民终于熬过了十个月的战争难关，胜利保卫了革命果实。1935年1月22日四方面军收到中央和军委的来电，电文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口，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我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人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并要求四方面军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人敌后，运动歼敌，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徐向前回忆说：“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作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
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实现川陕甘计划，四方面军又挥兵南进，攻克仪陇、苍溪，强渡嘉陵江，攻打剑门关，后又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青川、平武、彰明、北川等县城，共歼敌20多个团一万余人。如当时四方面军坚持一鼓作气、长驱直入，攻下甘南，实现“川陕甘计划”，红军就可能得到更大的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就会大不一样了。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12日强占北川河谷，夺取土门险关，占领了茂县、纹川、理番(今理县)，北进至松潘，想一举占领松潘县城，扼控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地，但被胡宗南抢先一步，控制了松潘，四方面军一部攻打后未能如愿，后撤回到茂县、理县一带。四方面军进行全面休整，准备迎接和等待中央红军的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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