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洋游历考察各国政治状况，以广见闻，以减少变法的阻力等等。光绪皇帝和清政府当时最为关心的是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怎样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诸如怎样开发中国的经济与市场，怎样筹集开发经济与市场的经费，而这些康有为恰恰认为是“形而下”，认为不值得自己去关怀，去谈论。他的关注与光绪皇帝和清政府的关注发生了某些错位，所以即便没有荣禄的提醒，即便没有那么多人的反对，光绪皇帝和清政府都不可能授予他很重要的权力和地位。这一点是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们当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当天，光绪皇帝召集臣僚对康有为的安排与使用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参加讨论的有李鸿章、刚毅以及新进军机大臣廖寿恒等。光绪皇帝介绍了召见应对的大概情况，廖寿恒提出可以赏给康有为五品卿衔，而满洲贵族出身的协办大学士刚毅已得到荣禄的交代，强调不能重用康有为，“当予微差以折之”。光绪皇帝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并对先前的各种传闻进行了综合评估，决定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但特许他可以专折奏事。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当天就得知这一任命，他们对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自然很不满意。梁启超在第二天写给夏曾佑的信中明白指出：“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一个星期之后，梁启超又致信夏曾佑，称康有为在做了许多弥补的活动之后，依然无效。康决定和他的弟子们一起离京南下。①
经过短暂的失望之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不断推展与深入，便投身于火热的实际生活之中。
按照清廷给予康有为的委任，他的职务仅是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但同时具有专折奏事的特权。根据这些规定，康有为也就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并不去总理衙门上班，而是潜心于撰写那些值得倡导和值得推动的专折及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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