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为“巩固政府，整饬内政而伸张国力”，则当“务以国情社习为准，勿徒高谈学理”。①袁世凯心目中的所谓“国情社习”，自然就是中国不适合议会民主，而需要个人专断，因此他向政治会议提交的请求咨询案，无非是其早在计划中的废弃国会、增修约法等案。政治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机构，作出的决议当然不会有违袁之意愿。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上呈袁世凯，以国会“非政治良轨”，请其停止国会议员职务。有了政治会议的“民意”表示，袁世凯遂于次日以国会“悉为挟持党见者所蹂躏，几酿成暴民专制之局”为由，下令对残留国会议员停职并解散国会；2月3日以“良莠不齐”为由，下令停办地方各级自治会；28日以“牵涉内乱嫌疑”、“办事鲜有成效”为由，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此前，中央和各省议会已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实际停止活动，但议会和议员的名分还在，名义上的议会制度还在，而此次袁世凯的议会解散令发布后，经过全国大选而成立还不到一年的各级议会全部被解散，议会制度即在法律上也不复存在，袁世凯的行为也再没有任何民意机构之约束，他完全可以在政治上为所欲为了。
熊希龄内阁成立之初，是进步党在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袁世凯要拉拢他们，国民党也要迁就他们。但随着时局的变化，进步党对袁世凯的利用价值渐失，袁对熊颐指气使，不假词色，熊对袁则是来文照办，从无异议。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国会解散令需要总理的副署，熊希龄当然不敢违抗袁之意旨，乖乖地在解散令上签了字，但他在为国会送终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送终。附署国会解散令实为进步党人为袁世凯在政治上所做的最后贡献，此后他们对袁世凯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被其遗弃并不在意料之外。在袁世凯的操纵下，其下属首先鼓噪内阁制不合国情，要求赋予总统无限权能，同时又以接济饷项要求压迫熊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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