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团运动、辛亥革命、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正是一次次爆炸性新闻的发表，这些外国记者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历史时钟的摇摆。 他们走进了中国，他们的中国故事，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他们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历史现场》将叙述外国记者的中国故事。通过再现他们的足迹，再现他们眼里的中国风云，再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使那些早已逝去历史事件，历史场面，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潮起潮落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见到冯玉祥，是在1925年秋天。在莫斯科专门报道革命的这位美国女记者，乘坐火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中国。这时，中国的革命正在南方走向高潮，孙中山倡导的三民i主义和国共合作，还没有因为他在1924年因病去世而中断。

斯特朗从东北到了北京，随即前往中国北部去采访冯玉祥。冯玉祥将军信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们称他是“基督将军”，他们赞赏他禁绝鸦片的法令和他的部队严整的军容风纪。斯特朗慕名而来。

斯特朗写道：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她乘坐一列没有暖气的火车，冻得要死地向西北走了两天，到了位于蒙古沙漠中的冯玉祥的军营。她见到了冯玉祥，一个表情冷漠、高大健壮的人，在斯特朗面前，冯玉祥无精打采但谦恭有礼地背诵他的纲领：“中国的第一需要是普及教育，直到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其次的需要是修建公路和铁路。”

斯特朗还见到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

斯特朗问冯玉祥他目前的力量能控制多少个省时，冯玉祥答道：“我缺乏经验，控制好一个省已经吃力。“这种谦逊，被斯特朗认为是冯玉祥为人的高妙之处。因为在她看来，当时北方的三大军阀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中，冯玉祥是惟一一个对后来历史有影响的人物。

她说得不错。等斯特朗1927年4月在中国大革命的最后时刻再次来到中国时，冯玉祥果然成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权竞相笼络的对象，一时间，军事实力雄厚的他，成了决定政治格局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棋子。

处在政治漩涡之中、直接感受中国大革命的还有美国记者瑞娜?普若姆和她的丈夫威廉?普若姆。

他们1926年来到北京后，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外交和宣传的陈友仁，便选中了他们来负责主编一份英文宣传报纸《人民论坛》和主持一个新闻社。陈友仁一直受到张作霖的通缉，威廉和瑞娜夫妇正是陈友仁所需要的最佳人选。他们是职业记者，同时，他们是西方人。他们可以不受中国法律限制而安全地活动。

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也指导过他们的工作。

在得知被列入张作霖的黑名单后，李大钊一度躲进苏联大使馆避难。于是，瑞娜几乎每天到使馆去听取李大钊的指示。

一天，正在北京的合众社记者迈尔斯?沃恩，告诉瑞娜一个传言，张作霖正计划绑架她和威廉。就在他们见面的那天早上，沃恩亲眼目睹了一些中国犯人被绞死。沃恩向他们描述现场情形：这些人被迫跪在一根柱子前，双手被捆在后面，一个士兵用一根皮带捆住每个受刑者的喉咙，两头穿过柱子上的洞系在一个轮子上，这样做会使活结拉紧，“直到受刑者的眼睛凸出，脸色变紫。”

沃恩十分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过程。他向普若姆夫妇说明“活结怎样松开，犯人又活过来”，这样反反复复，直到受刑者同意签署一个声明。沃恩特别痛苦地描述受刑者如何在活结松动时喘不过气，拼命把空气吸进肺里。他告诉普若姆夫妇，曾有一位犯人签署了一份声明，但随后还是被绞死。

瑞娜和威廉最终决定离开北京，逃离恐怖的威胁。他们再也没有可能见到李大钊了。在他们离开北京后，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的宪兵冲进了苏联大使馆，抓走了李大钊。28日把他送上了绞刑架。后来一位共产党员转述过李大钊对瑞娜的评价；“看看瑞娜做出的好榜样。看看她如何忠诚于我们的事业。她在危难时刻为我们工作，但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甚至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也是如此。”

瑞娜和威廉先到广州，然后随北伐军进入武汉。瑞娜成了苏联顾问鲍罗廷最欣赏的助手，她继续主编《人民论坛》，同时她担任鲍罗廷的新闻宣传秘书，负责接待所有前来武汉采访大革命的外国记者，安排他们的采访，向他们提供新闻稿件。和她一起工作的，还有另外一位美国姑娘米丽。

大革命在武汉上演着最后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