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雨点,前面曾分别加以论述。没有一个好学的家风,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的。第二,世家“孝友雍睦”的家风一般表现得比较突出。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官僚家族,世家除以严厉的家法管理家人族众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孝友雍睦”的家风来保持和维护它的社会地位。史载韩绛“以德义劝教子孙”,其中心内容便是“孝友、儒学、吏能”。可见,宋代世家对人生目标的基本要求是:首先要形成“孝友”的个人素养,然后通过努力学习具有知识,终极目标则是在从政中施展自己的才能。将“儒学”作为“孝友”和“吏能”的中间环节,这与儒家一贯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并不完全一致。之所以如此,并非是世家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宋代特定历史条件影响的结果。因为宋王朝惩五代人伦失序、武将专横之弊,既重视儒家伦理建设,又重用文士,从而使儒学成为世家获得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势的最有力的工具。在世家的子弟中,“孝谨恂恂,行称于家,材见于事者”,也确实大有人在。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孝友雍睦”的家风,不时将家族关系带入政治舞台,则形成了官场中互为奥援的情况。如,“韩缜入相中书,用其两侄为列卿”。韩宗彦镇瀛州,辟其从弟韩宗武焉河间令。像这样的情况,甚至进一步扩大到姻亲中,从而形成婚姻政治集团这样的关系网。真定韩氏在其最昌盛的时候,就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本朝势家,莫如韩氏之盛,子弟姻姬,布满中外,朝之要官,多其亲党者!”通过这样的关系网,也就使世家的权势更加稳固,甚至作奸犯科也可以逃避国法的制裁。如韩缜,“所至暴戾,肆为不法,残人害物,前后非一。”在知秦州时曾因饮宴而杖杀指挥使傅勍,“其家持血衣以诉于朝廷”,冤情昭著,而韩缜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原因便是韩氏“亲戚交游,多在势贵,根株表里,谁不为力?”当然,这种家族关系腐蚀政治的情况,实为封建政治体制之通病!
第三,世代对皇帝忠心耿耿则是世家的另一重要家风。如真定韩氏,韩综担任馆职以后,韩亿曾写信给他,一再叮咛要“上感君恩”、“一心公忠”。韩维常与宋神宗讨论国家大事,宋神宗对他非常信任,曾说:“非卿孰可与论此?”韩维急忙答谢说:“臣文学干用,无以逾人,但以不二之心事陛下,进而陈于前与退而语于家,不有异也。”“以不二之心事陛下”不单是韩氏家族的家风,而差不多是所有宋代世家的家风。这表现了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世家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也是世家能够长期得到皇帝的信任,保持其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所在。在两宋之交的抗金斗争中,许多世家子弟都表现了其“忠于皇帝”的家风。河内向氏的向子韶,在两宋之交任知淮宁府。建炎二年(1128),金兵进攻淮宁,他率诸弟守城,与百姓誓死御敌。城陷后又率军民巷战,最后被执,不屈而遇害。真定韩氏的韩缪,时任沼州通判,在率领军民抗击金军的过程中也是以身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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