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汉族，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哲学家、宗教学家、墨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1916年出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西方哲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他认为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识到中国佛教和道教思想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力图将其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2009年7月11日逝世，享年93岁。

　　如果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把握域外汉学和中国学，首要的就是了解其研究对象的学术史。本刊始终把对汉学史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的目的就在于此。读一读阚维民的《剑桥汉学的形成与发展》和柳岩梅所译的《俄国汉学史（至1917年前）》，读者就会感到在汉学史的研究方面我们不过刚起步。《国际汉学.第10辑》包括“汉学一家言”、“汉学家访谈”、“汉学家专项”、“西方早期汉学”、“中西文化交流史”、“欧美汉学史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专题等。为大家展开中西初识的丰富多维的历史画卷。

　　二
　　耶稣会成立的目的在于“在十字架指引下为主而战，并只为主一人及其世间牧首——罗马教皇，尽职尽忠”。与之相应，耶稣会在一般修会三愿（即守贫、贞节、服从，或曰绝财、绝色、绝意）之外又加上“服从教皇”一大愿。只有发过第四愿才可以真正进入耶稣会。“服从教皇”在当时是极不合时宜的，因为16世纪中向欧洲正值教皇形象和地位日趋衰落之时。中世纪晚期的公会主义，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动摇了教皇的形象。②以康斯坦茨公会（1414-1418）为高潮的公会主义自高主教团力量与教皇权力对峙，它在解除西方教会大分裂、恢复罗马教会统一中起到积极作用，但间接造成的后果是削弱了教皇微信。以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其各宗均以反教会权威为目标，而教皇又为教会权威之标志。但从教团修会法来看，正是这第四愿为耶稣会与其他修会根本区别所在。耶稣会一切活动及其命运沉浮也皆系于此。
　　“服从救皇”与梵一公会提出的“教皇无误论”之教义中的“教皇”相仿，易令人望文生义而产生误解。其实它并非指某一作为教皇的个体，而是指主耶稣会所服从者是有明确修饰语规定的：“时刻准备着，毫不迟疑地听从为拯救灵魂和传播信仰所发出的旨意。”耶稣会这一基本思想决定了基本使命是维护罗马教皇的权益，恢复基督教在欧洲的统一，这样，它从客观上自然会做出反宗教改革的姿态。
　　在天主教内部，耶稣会对教皇的教忠也必然引起它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各民族国家都把效忠罗马的耶稣会当做自己民族统一的分裂力量和政治中央集权的羁绊。从耶稣会成立至今的四百多年历史里，它经历过辉煌，也遭受过迫害和洗劫。纵观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耶稣会的存在威胁到王权或政权独立时，它就在世俗权力的影响下被禁止。比如在18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俾斯麦统一时的德国，每当教皇与世俗对抗，试图重新恢复天主教信仰力量时，它就被重建，尤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世俗化之后的第二次设立最为明显。
　　耶稣会服从教皇的基本特征和充满张力的基本性格源自依纳爵《神操》中基督中心论的思想。他在文字著述中几乎没有谈到过三位一体，他信仰的出发点是耶稣，也因此他命名修会为耶稣会。教皇作为耶稣基督在世间的代表，对教皇的服从也由此演绎而来。《神操》转向教会中的基督耶稣，面向了属于耶稣的“尘世”。因为“耶稣生平”使得人们能够认识上帝意志的存在，这种可及性给世人以安慰。对于依纳爵来说，精神与世间的教会是统一的整体。正是这种无可避免的辩证关系塑造了他特殊的灵性精神，也解释了耶稣会绝对服从与个人意志自由、冷静与勇武、强力与从容隐忍、清醒与激动等充满张力的基本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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