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问太史公：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主张表彰六经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这二百四十二年中间，来讲它的是是非非，要为天下立下一个标准，所以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样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达出来。这是司马迁引述董仲舒讲孔子《春秋》的话。太史公《史记》是学孔子《春秋》，那么在《史记》里偶然讲到汉高祖、汉武帝，有些处近似《春秋》“贬天子”，而后人偏认他为父亲泄冤气作谤书，那怎么能来讲太史公的《史记》？《史记》不仅是要写下汉代初年很多事情，还要在这很多事情中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说：“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讲几句话，不如在实际的事上来讲，可以很深切、很著明。所以说“春秋，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讲天下之道，孔子说：我若空讲一番话，不如在过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见来表现出这样不对，这样才对。所以曰：“春秋以道义”，孔子《春秋》只讲个义不义，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后来表达。故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一部《春秋》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至于其他许多诸侯跑来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晓得多少。为什么弄到这样？所以说：“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说：《春秋》“礼义之大宗”。这些话，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没有这样的话。其实《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书。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也不见这些话。《太史公自序》中说这几句话，是他亲闻之于董仲舒讲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至于太史公自己讲，却说我的《史记》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记下就是。这是太史公之自谦。而且他并不能自己说，我也要来贬天子，退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里把董仲舒的话详细写下？这篇《自序》实在是一篇极好的大文章。此刻我来讲《史记》，其实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从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讲在里面了。现在我们接到刚才所讲，太史公怎么来创造出他的一部《史记》，他的大创作，诸位不是大家要创作，不要守旧，不要摹仿，不要跟着别人吗？但太史公却只是跟着周公孔子，他的创作，就从模仿中来，不然又怎么叫所谓学问呢？<br> 先讲陈寿的《三国志》。《三国志》有裴松之注，那是很特别的。陈寿是晋人，裴松之是宋人，在经学上有“传”有“记”，史书则无，但因陈寿《三国志》叙事较简，篇幅不多，而当时的史书则已特别的多，裴松之便把其他人讲三国史的都采来注在陈寿书里。因此我们看了裴松之注，就可看见很多到今已失传的史书，在裴松之时尚存，到以后南北朝长期大乱，及到唐代，很多书都看不见了，幸而在裴松之注里有，差不多有一百几十种书。而裴松之对于这许多书都一段段全文抄下，不像经书里仅是解释字义般的注，乃是添列史料的注。大概讲裴注，大体可以分成六项：一、“引诸家论，辨是非”，这属史论方面的。二、“参诸书说，核讹异”，一件事有两说以上不同，他“参诸书说”来校核其“讹异”之所在。三、“传所有事，详委曲”，这些事陈寿《三国志》里有，或者太简单，中间委曲的地方，他来详细地补注。四、“传所无事，补阙佚”，在陈寿《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这事，他补进去。五、“传所有人，详生平”，《三国志》里有这人，可是生平不详，他补进了。六、“传所无人，附同类”，《三国志》里根本没有讲到这人，他就把这人附在同类人的传里。所以裴注比陈书不晓得要多了多少事情、多少人。在一部陈寿《三国志》以外，同时还有一两百部书，裴松之无不把来一起抄，可是他所抄的部分，都是从头到尾自成篇段。此种史注，前无其例，而此下也更尤后起，所以裴注很特别。后来凡读《三国志》的，无不兼读裴注，而且陈志裴注总是合刻，不再分行。在陈寿写《三国志》时，这一时期的史书，裴松之看过的就已有一两百部，现在拿来一比较，陈寿的不一定都好，裴松之引进的，有些是理论正确，事情重要，并不全出陈志下。<br> 我们且把欧阳修《新五代史》里所谓写史的“义法”举几点讲一下。五代是梁、唐、晋、汉、周。梁代第一个本纪是朱温，后来唐朝赐他名字叫“朱全忠”薛史开头就称朱温为“帝”，而欧史则开头称他是“朱温”，后来唐朝赐了他名字，才称他“朱全忠”，再后来封了王，然后始称他是“王”，更后来他篡位做了皇帝，那才称之曰“帝”。单举这一点，诸位把此两书比看，就是一个大不同。薛史也有它来历，如从前南史宋齐梁陈四代，每一个皇帝，本纪一开始就称“帝”。而欧史则是学的《史记》，沛公到后来才称“帝”，为沛公时不称“帝”。最先也不称“沛公”。若我们只读薛史，正名定义都称“帝”，一读新史，才知本末。朱温本是一个很下流的人，然而还好。更有外国人跑来在中国做皇帝的，诸位一读欧史，原原本本、清清楚楚，都知道。这些只读本纪就知。所以欧阳修自己说：“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春秋是个乱世，然而孔子《春秋》里面，有一种书法，故说因乱世而立治法。但到欧阳修写史，那时是已经有了治法了，孔子以下治国平天下岂不已有了大纲大法吗？孔子《春秋》是因乱世立治法，现在欧阳修写史，乃是拿孔子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大法来正这些乱君。我从前就最喜欢拿欧史本纪来同薛史两面对读，一个一个皇帝，在这边都见得清清楚楚，在那边则都是“帝”，只做了皇帝，一开头就是“帝”了，岂不这两书的高下一看就见了吗？<br> 五代很短，一个时期，就有八姓十三君，只有梁、唐两代，每一代有三十多年。此外的各代，都只几年、十几年。因此在五代时做臣的，很少只在一个朝代做，普通都是一个人做了几代的官。倘使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好像这个人做了清朝的官，又做袁世凯时代的官，又做国民政府的官，或许再做到共产政府的官，这是一个乱世现象。薛史则只要这个人死在哪一朝代就写在哪一朝代里，好像此等事不成一问题，这就把五代史所应有的特殊点没有把握到。欧阳修的《五代史》，若其人专是一朝之臣，就入梁臣传、或入唐臣传。但这样的人少得很。梁臣传、唐臣传中所收真是极少。一个人都做几个朝代的官，历事数朝，欧史便把来另立一个“杂传”，乱七八糟地拉杂作传，这真是多。也有人批评说：这样写法，只看目录，便感到不好看。怎么每一朝代只有两三个臣？这种批评，实是可笑。一部《五代史》，真是一段漆黑的历史，难得有几个人在一个朝廷做臣，而一个人兼了做五代之臣四代之臣的，却很多。那我们岂不只看目录，便可想见了这一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了吗？这亦可说是欧阳修《新五代史》的创例，为从前所没有。<br> 照旧史之例，一篇传后有论、有赞。而欧阳修的《五代史》，则论赞不苟作。每篇后有论赞，都足很重要的一篇大议论，不是随便循例而写。最有趣的一点，在欧史写的传赞里，每以“乌呼”二字开头。先叹了一口气，再往下讲。也就有人批评说，从前历史传后的赞，没有拿“乌呼”两字开头的。这种都是学的刘知几，只在小处批评，而并不了解写史人的特别宗旨。欧阳修自己说：“此衰世之书也”。既如此，那有什么可“赞”，但照例史传到最后要赞几句，他却不是在“赞”而在“叹”。所以欧阳修又说：我用《春秋》是用其法，师其意，而不学其文。其实有许多人，是可“叹”而不可“赞”的。在五代这个时代无可赞只可叹，那有何不可呢？我小孩时，在小学里读书，写了一篇文章，先生大为称赞。那时我在初级小学，有高级小学年纪大的学生就围着这先生说：他写的文章先生说好，但文章总没有开头就用“乌呼”两个字的。先生说：你们不知，欧阳修的《五代史》，开头就用了“乌呼”二字。当时的小学先生，学问也博，多能读过史书。那时在我脑里就有了个欧阳修。其实我那时也没有读过《五代史》，不晓得怎么开头就用了“乌呼”二字。但在欧阳修以前，是没有人用“乌呼”二字作文章开头的，所以有人要批评我，而那位先生可以替我辩，说欧阳修就这样。但若有人批评欧阳修，那又有什么办法呀！<br> 诸位读史书，于“考史”外，又要懂得“论史”。不仅要知从前人对其当时及以往的一切批评，还要有眼光针对自己时代作批评。不能人云亦云，前人如何批评，我也如何批评，该要有新意见，新批评。但也不能像五四运动以来那样信口批评，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一笔抹杀了全部历史，那实无所谓批评。到今天，已到了全部历史更无可批评了，遂只有作搜集材料的工夫。但搜集这些材料又有什么用，若使一部二十四史全是帝王家谱，全是专制政治、封建社会，那么还要读什么中国史？可见“评史”不能省，但批评历史要能有见解，要知道从前人的批评，还要能来批评从前人。我们且随便再讲几点欧阳修的《五代史》。如说军事，五代正是用兵时代，欧史用攻、伐、讨、征四个字来分别记载。两军相交，处在同等地位者称“攻”。以大压小，一大国攻打一小国，或中央政府的军队攻打一地方，这叫“伐”。对方确实有罪称“讨”。天子自往称“征”。这就是春秋笔法。只看他用哪个字，便知是哪样一会事，很简单。兵事成果亦有不同。用兵获地，或称“取”，或称“克”。易得曰“取”，难取曰“克”。又如敌人投降，以身归称“降”。带着他辖地来归称“附”。你只看一“降”字，便知他一人来，或仅带着家，乃至随从少许人。倘见“附”字，便知他带着地方一并投降。又如“反”与“叛”。“叛”是背叛了这里归附到那里，在此称“叛”，在彼称“附”，如背梁附唐。若在下反上，不是归附到别人那里去，只在里边作乱、造反，这是“反”。又有“自杀”与“死”不同。“死”是死节，为国为公而死，“自杀”则还不到“死”的程度。自杀当然死了，但还不够称“死”。死是一种忠节，“自杀”则仅是自杀而已。“他杀”亦与“伏诛”不同。有大罪，应该杀，这称“伏诛”。仅是杀了他，这又不同。像此之类，欧阳修《五代史》讲究这些用字，很有趣味。<br>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