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汉书》是开创并完成纪传体的两部史书，《史记》完成于西汉中期，《汉书》完成于东汉初年，是历史上地主阶级政权建立了统一帝国，并稳定了其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形式上说，《史记》具有草创的性质，《汉书》则比较整齐。内容方面，二书同为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但《汉书》的写法更适合于封建统治者的要求，所以后世修史者，更多以《汉书》为取法准则。
《旧唐书》前密后疏的不平衡状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代宗以前为前期，叙事多有条理；德宗至武宗为中期，叙事亦尚简明；宣宗以下为后期，内容疏漏谬误，不一而足，列传所叙，多为职衔，甚少事实。这些差别，显然是由于所据的底本详略不同而来。其编制既较粗疏，书中便不免有互相脱节或重复之处，如《杨朝晟传》，既载于卷122，又见于卷144；《王求礼传》，既载于卷101，又见于卷187下；丘神劫于卷186上已有传，又附见于卷59《丘和传》；李善已附见于卷189上《曹宪传》，又附见于卷190中(李邕传》，叙事完全相同。后世史官修撰的史书多有此类情况，可见一般的官修史书之粗疏。
总之《通鉴》一书，作者虽全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立场，而由于作者的史学夙养之深及其编著时所持的严谨态度和优良方法，终于写成一部成就巨大的史书，其主观目的虽为向统治者提供统治人民的经验，同时也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了许多有关的材料，所以在批判地运用其书的原则下，在旧史书中这仍是值得精读的一部书。
宋代统治者对于史书修撰，在唐代已有的基础上，控制面更为扩大，不仅有纪传体的国史和编年体的实录，更专设机构以修撰会要，称为会要所，直属于秘书省。故宋代官修的史书，具有三种题材形式，都是卷帙十分庞大内容非常丰富的史书。至今宋代之实录早亡，其国史为《宋史》之底本，基本部分虽得保存而源本亦早亡，会要之眼本亦亡，但仍有部分的原稿可见。
书摘1
范哗著《后汉书》，原以班固《汉书》为范本，其《狱中与诸甥侄书》称：“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可知其原定规模。不能远离于《汉书》的轨范，但由于范晔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从内容成就上看，《后汉书》较《前汉书》为有所提高。东汉时期迷信之风盛行，《后汉书》特立了一篇《方术列传》，比较客观地记述其事。对敢于违抗封建统治者的特立独行之士，创立了《党锢》、《独行》、《逸民》等列传，采用歌颂的笔法。至于宦官、外戚和大官僚地主的贪鄙腐朽情况，则尽情予以揭发。这些方面都是《汉书》所远不能及的。王鸣盛称其“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①以史书为帝王将相变相家谱的风气，在《后汉书》中为之削弱。但所谓特立独行之士不过是统治阶级中一些行为耿介的人，不是劳动人民，其中只有极少数例外的情况。在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方面，这些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欺骗人民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方面，也可以起一般人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些记载要分析批判地去看待。如《逸民传》记梁鸿与其妻孟光之事，自隐于佣保以违抗“浊世”，特载其《五噫之歌》，①概括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主要矛盾。又载汉阴老农民，面对尚书郎张温，直斥汉桓帝，“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显示了劳动人民不畏强权的形象。这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而《独行列传》中记李善甘为奴才，后来钻进了统治阶级，作了日南太守，经过其故主之墓时，还要哀祀尽礼。这样所起的作用便是消极性的了。又立《列女传》，所记者如班昭(曹世叔妻)，著《女诫》七篇，宣扬三从四德等反动说教，同时也记载了一些正面形象的妇女。如桓少君(鲍宣妻)，退去侍御服饰，更着短衣布裳，与鲍宣共挽车归乡里。又如赵嫒姜(盛道妻)，为掩护盛道于组织农民起义失败后潜逃，甘心牺牲自己的生命。对这些正面和反面人物并列的记载，必须予以分别看待。至于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农民起义，在《后汉书》是和《汉书》同样地被诬蔑为“盗贼”。如推翻西汉王莽政权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被说成为“轻黠乌合之众”，②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也是作为被镇压的“盗贼”来看待，③这都是和范晔的阶级局限分不开的。
在内容方面，重要文章多直接选录，同于《汉书》的作法。如崔寰《政论》，仲长统《昌言》之《理乱》、《损益》等篇，都是有关汉代社会政治的论文，赖《后汉书》之收录而得保存。重要史料亦多被采用。如《竹书纪年》为晋代发现的战国时魏国的史书，其中记事多与《史记》及儒家所传的六艺不同，所以当时不受重视，很少有人引用。范晔在《东夷》和《西羌》等列传中大量采用《竹书纪年》的资料，后世《纪年》失传，并出现伪造者，赖此得以保存一部分真实资料。
《后汉书》的文学成就也很高。范晔在狱中自知将不久于世的时候，给他的诸甥侄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对于已有的各史书和他所著的《后汉书》的看法，特别着重在文学方面，这封信被后人看成为《后汉书》的自序。他说：“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又说：“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从文学方面看，《后汉书》是达到了这个要求的。
所以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这些话表明了范氏的自信心之强。不过文艺有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范晔著书的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所以我们读他的文章时，不能无区别地接受其看法，而要注意批判其内容。
在体例方面，《后汉书》立传偏重以类相从的原则，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如王充、王符、仲长统等都是东汉的思想家和著述家，便合为一卷(列传卷39)；又如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都有“宽仁恭爱”之称，也同在一卷(列传卷15)，这样写法可为读者提供一定的便利，是一个优点。而全书无表，为较大的缺陷。又列皇后于本纪，称《皇后纪》，是承用华峤书的形式，反映了东汉外戚地位的特殊化，为其他各史书所少见。
范氏书由于断限完整，组织严密，又有较高的文学成就，甚为世人所重视，隋、唐以来，逐渐取代《东观汉记》之地位而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
刘昭所补的《续汉书》八志，均以东汉以来的旧作为依据。原来张衡、蔡邕、刘洪、胡广、应劭、谯周、董巴等于天文、五行、律历、礼仪等志，多已有所论述或撰定成篇，如刘洪、蔡邕共述《律历记》，谯周依据胡广、蔡邕的旧作改定为《礼仪志》。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说：“司马续书，总为八志，律历之篇仍乎洪、邕所构，车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仪祀得于往制，百官就乎故簿，并籍据前修，以济一家者也。”由此看来，八志都是有所依据的。但其内容过多地记载了统治者的活动，如《礼仪》、《祭祀》、《舆服》等都是专记统治者之事，而与社会文化关系较大的《食货》、《艺文》等志，并付缺如。其略有可取者，为《律历》、《天文》等志保存了古代的自然科学知识，《郡国志》有关地理，《百官志》有关制度，《五行志》在传播迷信的形式下，也保存了一些自然变异的记录。所以《后汉书》八志和《汉书》十志相比，差距便很大了。
刘昭为范氏书补入八志后，即作全书的注解。唐高宗时，章怀太子李贤在一些学者的协助下，专为范氏写的本纪、列传作注，并将几篇卷帙较大的纪、传酌分上下，共为一百卷。北宋仁宗时，以刘昭注的八志三十卷与李贤注的纪、传合刊，注解分题二人之名，是为后世流传之本。清代惠栋著《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称为名作。清末王先谦作《后汉书集解》，网罗唐、宋以来诸家之说，用《汉书补注》的体例为本书作注，是今日《后汉书》注解最完备之本。
(三)《三国志》的编撰和评价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西晋初年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蜀汉时曾为观阁令史，入晋后为著作郎，领本郡中正，《三国志》即撰于此时。史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当时有夏侯湛著《魏书》，见寿作便毁己书而罢。大官僚张华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可见他和他的书当时被人推重的情形。后又为治书侍御史，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卒，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预等上书云：“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于是晋惠帝下诏命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里抄录了一部，算是正式为统治者所肯定了。这就是《三国志》撰写和传布的简略经过，详见《晋书》卷82《称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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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考据之学即史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这是举其大略，详言之，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文字学、修辞学等。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尚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军事学、农学、治水之学等。现在已到21世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学术研究、参加世界学术论坛；但是对于本国的学术传统亦应具备明确的认识，要正确全面地了解本国的学术传统，对于本国的学术成就有一定的理解。要想在参加世界学术竞争的同时对于本国的学术亦有明确的理解，研究本国的学术史，还是必要的。近百年来，许多学者对于本国学术的成就有较详的论述，写出一些关于国学的著作，这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一些学有所成的专家，将自己的所得融会贯通，写成内容深入浅出的小书，方便有兴趣的初学者，是青年学生研究国学很好的入门书。中华书局将这些关于国学的小书汇编为“国学入门丛书”，有助于引起青年对于国学的兴趣，并为有志于研究国学的读者提供了方便，这是值得赞扬的，中华书局编辑部同志邀序于余，于是略述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向读者推荐。
张岱年
200年12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