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体系原本就关心国家政治、人伦道德之事,它的思想学说主要目的不是求知求真,而主要是以知到行为实践,达到国家得以治理,道德生活、人生理想的日臻完善。早期儒家的两位大师,对于何以采取这种重实用的态度作过解释:“知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不遍物,急先务也。”(《孟子·尽心上》)“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能虑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荀子·天论》)孟、苟所论,对于奠定中国人重实用、轻玄想,务实事、戒空谈,看实效、看实迹的致思倾向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学说中强调“道”和“德”的统一,意在修炼人性。使人性自然无为,顺应事物自身的状态而自由发展,从而知行合一,达到人生的最高理想。佛教中最具现实感的禅宗在民间广为流行,一个重要原因是禅宗强调“佛法不离世间觉”,契合中国人重生活实践的实用理性特点。
从上可知,中国自古强调知行统一,没有主张知行分离的。强调行重于知,真知在于行,落脚点在行上,从不使“知”托空;同时强调“行”的验证,能言而行方为真知。这种重实用的倾向,形成了中华文明经世致用的传统。任何学问,都要求它有效果,有益于国计民生。修史是为了鉴戒垂训,察古知今;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诗歌是为了“言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论语·阳货》);绘画是“助名教而翼群伦”(宋濂:《宋学士文集,画原》);音乐的作用就更被重视,因为它“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礼记·乐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