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体系原本就关心国家政治、人伦道德之事，它的思想学说主要目的不是求知求真，而主要是以知到行为实践，达到国家得以治理，道德生活、人生理想的日臻完善。早期儒家的两位大师，对于何以采取这种重实用的态度作过解释：“知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不遍物，急先务也。”（《孟子·尽心上》）“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能虑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荀子·天论》）孟、苟所论，对于奠定中国人重实用、轻玄想，务实事、戒空谈，看实效、看实迹的致思倾向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学说中强调“道”和“德”的统一，意在修炼人性。使人性自然无为，顺应事物自身的状态而自由发展，从而知行合一，达到人生的最高理想。佛教中最具现实感的禅宗在民间广为流行，一个重要原因是禅宗强调“佛法不离世间觉”，契合中国人重生活实践的实用理性特点。
从上可知，中国自古强调知行统一，没有主张知行分离的。强调行重于知，真知在于行，落脚点在行上，从不使“知”托空；同时强调“行”的验证，能言而行方为真知。这种重实用的倾向，形成了中华文明经世致用的传统。任何学问，都要求它有效果，有益于国计民生。修史是为了鉴戒垂训，察古知今；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诗歌是为了“言志”，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论语·阳货》）；绘画是“助名教而翼群伦”（宋濂：《宋学士文集，画原》）；音乐的作用就更被重视，因为它“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礼记·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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