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话联系，我先来到了位于上海市区东北角的张闻天小女儿张引娣家。引娣老人那年（2000年）已78岁了，像极了她的父亲张闻天，看上去千干净净的，说起话来轻声轻气，让人不由得也心平气和。在她家只容得下一张沙发和一张小方桌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
王：您的父亲张闻天是家喻户晓的党史人物，他在您的心目中是怎样的一个人？
张：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到上海（一般老年人习惯上把黄浦江以西通称为上海）去了，父亲在我印象中并不是很清楚。
王：您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张：我是1924年出生的，我生下来后，直到解放，父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家。26岁前，我没有见过父亲。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到辽东省委工作。1949年的冬天，上海解放不久，我们突然接到父亲从东北的来信，他来信问了家乡和家庭的情况，还提出让我到东北去和他见面。接到信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而且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了。我当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心里有点不踏实，再加上要和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相见，不知道会是啥情形，也蛮紧张的。我们母女三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照父亲信里讲的，先把照片寄去，以便到车站迎接。随后有我丈夫储震寰陪同，我们一起去东北安东。不料，当我们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安东，被安排到招待所住下后，接待我们的警卫负责人曾涛告诉我们，父亲因为刚被任命为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回北京去了。我们后悔没有早一点出来，在安东住了三天后，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我们先到沈阳，再从沈阳到北京。一到北京，我们被接到中南海。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当大官的人，在等待的时候蛮紧张的，可是一看到父亲文文雅雅笑眯眯的样子，非常慈祥，再加上刘英妈妈十分热情好客，心里总算安稳点了。我走上去怯生生叫了一声“爹爹妈妈”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心情很复杂。父亲眼眶也湿了，摸着我的头说，你就是引娣啊，结婚成家了，好好。现在解放了，妇女也翻身了，我们见面应该高兴，你看看爸爸不是很好吗？
王：您后来留在北京了吗？
张：是的。父亲对我讲，你们留在北京读点书吧。只有读书，将来才能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后来还多次对我说，读书好，读书要靠自己争取，不要处处等，不要老是在家里抱小孩，要勤奋学习。虽然我心里惦记着娘，但我们听从了父亲的安排。我去了黑龙江呼兰工农干校，储震寰进了华北革命大学读书。1953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当打字员。
王：您的父亲在这期间担任过驻苏大使，1954年4月15日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地位显赫，他对您有所照顾吗？
张：我工作后，父亲就到苏联去了，但他经常写信给我，每次信上都关照我要好好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父亲还多次讲，我 们做什么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不管条件好坏，地位高低，都是人民的 勤务员。他还很形象地把工作比做烧饭。他说，就像烧饭，也很重要啊！如果大家吃了夹生饭，就没有劲了。生活上父亲虽然对我很关心，但为了不让我有一丝一毫高于子女的优越感，保持农家子女艰苦朴素的本色，节约家庭开支，特地将自己一只用了多年的铝锅给了我，要我每天自带饭菜上班。在父亲身边我才知道，他自己也很节约。有一次他给我一个包袱，对我讲，这包衣服拿回去给震寰穿吧。可我拿回去一看，哪里还能穿呀，那袖口的布一碰就要碎了。不过那时候日子过的简单，因为能和父亲在一起，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王：您在外交部工作了多长时间？
张：两年左右吧。
王：怎么离开了呢？
张：1955年，外交部响应中央号召要精简结构，父亲要求我在外交部带个头，为领导干部子女做个榜样，带头离开外交部。我再一次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准备回上海老家。临走前，父亲对我讲，引娣，你回上海后，不要对人讲你是我张闻天的女儿，回去自己找工作，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工作要勤奋刻苦，做劳动人民家庭的榜样。
王：回上海后您进了什么单位？
张：回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固定工作，后来在亲戚的介绍下，才进了上海自行车一厂，在厂部任打字员。
王：您后悔吗？有没有怨过父亲？
张：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话，工作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假心假意。所以我一直是认真工作的，还多次被评为先进。
王：在厂里，您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张：没有。直到“文革”开始，造反派才知道厂里竟然还有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张闻天的女儿。
王：您吃苦头了吧？
张：我被勒令下放车间劳动，做了9个月最吃重的装配工作。
王：您真不后侮回上海当一名普通工人？
张：我父亲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讲，我理解爸爸的心，我怎么能怪您呢？我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嘛。
王：地区里有人知道您是张闻天的女儿吗？
张：没有人知道，我不说的。
王：您真是个淡朴的人，不像有些人会钻营。您对目前的生活还满意吗？
张：还算可以，只要身体好，子女好，我从来不求名利的，我对我的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这一点我们都像我父亲。
王：有文章说，您父亲曾经想让你们姐妹俩去延安，有这事吗？
张：有的。父亲到延安后，曾派人到上海来要接我去，可惜后来没有去成。
王：为什么不去呢？假如去了，或许……
张：我娘不同意呀。当时我们家里很艰苦的，父亲离家多年，不知去向。我娘一个农村妇女，靠种田为生，养大我们两个女儿不说。因为是“共匪”的家属，还要常常担惊受怕，她舍不得也不放心让我们两个姑娘出去。当时我们母女三人相依为命，都没有啥文化，怎么能晓得父亲的心思呢？现在想想，父亲虽然很早就离家参加革命了。但一直是想着我们的，对我们是有感情的……
王：在您的一生中和父亲聚少离多，但看得出您对父亲的感情很深，您想过要是父亲还活着，会是怎样吗？
张：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想念父亲，但他真得离我们很远很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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