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借助这样一个逻辑严整的理论大厦,经济学以一种席卷天下之势向其他学科强力渗透,并获得"社会科学皇冠"、"经济学帝国主义"之类的殊荣。它不仅把这套符号体系和分析工具应用于普遍市场化的社会,也应用于非市场的社会,用于人类一切行为的分析和解释。这一方法及其分析技巧由保罗?安?萨缪尔逊(Paul Anthony Samuelson)和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加以发展和完善。萨缪尔逊的方法是:把一个正在作出理性选择的人所面临的可选择的东西叫做"变量",把他面临的不可选择或一时不可改变的那些东西叫做"参量"。然后通过一定的方法实验地找到其效用函数,或其他的什么目标函数,在给定的参量下(这些参量往往通过某种联系约束着变量的取值范围),寻找变量的最优值。这些最优值叫做"解"。下一步是验证这些解是否确实使目标函数达到最大,那些检验条件叫做"二阶条件"。最后一步叫做"比较静态分析",就是稍微变动一下参量的数值,看看解是怎样变化的,由此而通过实证观察来验证的命题。此后,这种研究方法又由加里?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发挥到极致。加里?贝克尔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他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方法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把传统上属于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律学以及社会生物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课题统统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由于社会经济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和把握经济活动的多维性,西方经济学又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中:追求所谓严格的"科学性"和数据上的经验实证性,并没有让经济学真正走到经验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程度,它既达不到解释的完备性和预测的准确性,也达不到操作层面上的精确化。同时,经济学为实现所谓的"科学性"而进行的高度抽象,不仅把一些对非经济学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素,即那些对经济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剥离了出去,也把一些本来是经济的东西赶出了经济学大门。我们知道,现实的经济行为不仅受物质利益的驱动,更是社会文化之中的经济,受多种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支配和影响。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