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没有实现
我国原来就没有完全做到“小政府、大社会”。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希望能这样做，政府也为此做了努力，但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来临，政府的很多行为都必须要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作为紧急措施、临时措施被采用。
我认为不要提国进民退，也不要提国退民进，应该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平行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是市场上合作伙伴，也存在彼此竞争的关系。国进民退对国有企业有好处吗？民营企业被挤垮了，国有企业能发展吗？不可能的！首先，失去竞争对手，国有就很容易恢复到从前那种垄断、独断专行的情况。有民营企业存在的话，情况就会不同。在我国的经济中，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是互补、合作的关系，国有企业应该把民营企业看作是自己的合作伙伴。比如在同一条产业链上，有一些环节是国有企业，给它供货的一些环节就是民营企业，两者是共存共荣的关系。有一些企业是不同行业的，这就存在开发、研究、合作的问题。因此，企业生存要靠市场竞争来解决，谁有竞争力谁上。没有竞争力，就要加快自主创新，想靠行政力量干涉，搞所谓国进民退是没有好效果的。
◎陈志武：政府的财政收入太多了 我知道在中国最近这些年，关于收入不均，还有关于收入差距、收入结构方面的抱怨非常多，这都是应该进行一些思考和进行一些质疑。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面是被很多学者和业界、社会人士所忽略的，那就是中国最大的收入差距是政府跟民间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不是民间社会里不同私人、不同私人群体的差距。当然我知道北京也好、上海也好，还是在中国农村也好，不同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不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个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更严重的、更加失控的收入差距是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我觉得很多参与收入差距问题讨论的学者和社会业界人士，首先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政府跟民间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恶化这个问题上边。因为这个是中国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对于社会负面打击最大的影响最大的不断恶化的收入差距局面。
抑制政府收入不断膨胀的问题，不只是涉及老百姓口袋里能够留下多少钱的问题，而且同时也涉及整个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樊纲：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很远 一方面我们市场经济的基础还差得很远，我们的私人经济还不够发展，国有垄断还存在；我们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我们的对外经济还没有开放，资本向下还没有开发；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等等，这些离市场经济还很远，同时我们的监管、调控机制也还很不完善，也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所以市场经济改革、向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进一步推进改革，推进各方面制度的建设，仍然是今后10年、20年，也许30年的重要使命。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总有很多人有一种心态，恨不得今天我就跟美国人、跟欧洲人一样富有，恨不得一天我们的制度就完善了，没有那种事情。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体制完善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是很着急，都很着急，但是人家的体制是几百年建成的，你刚走了10年、20年、30年，是不可能完善的。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已经不容易了。你要搞急功近利，300天、500天就要搞成一个制度，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从发展的角度，从改革的角度，要有一种发展过程的眼光。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跳跃。
◎姚洋：我们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我们的的确确失去了改革的动力，或者说失去了改革的方向，改革改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自己认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就应该是政府的改革。
前20年的改革我们基本是市场化改革，把政府的改革给遮蔽了。朱镕基也做了政府的改革，主要是把一些原来直接管理经济的部委给撤掉了，这做得非常好。但他没有把国家干预经济的这只手给捆起来，没有从制度的层面完成这个改革。
现在突然发现其他改革完成之后，这只手又松开了，又开始来直接干预经济了。所以我在那篇杂志里提出“要以结构调整为契机来推动改革”。过去的改革都是一种危机管理，只有发生危机了我们才开始改革。农村改革为什么要改？我们整个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因为1976年和1977年连续两年粮食减产，又要发生饥荒了，你得给老百姓一个出路。就像万里在安徽所做的，一人一亩地，你自己去折腾吧，这样改革就改出来了。
国有企业改革怎么改的？就因为国有企业全面亏损，朱镕基说要“三年脱困”。怎么脱困？一方面让一些好的上市，另一些就变成民营。今天这种现状对政府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比如结构失衡，你说对政府有什么直接影响吗？直接影响主要是在宏观层面，通胀压力太大，他们天天要管理货币发行，这是对政府直接有影响的。
从城市来说，我们中产阶级的队伍是在壮大的，紧紧盯住万分之一甚至更低比例的高收入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觉得是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才是最关键的。你要改善收入分配，就必须要做一些艰苦的工作，要从基层抓起。
◎许小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阻力来自政府
2009年的时候，我曾提出一个观点“中国需要邓小平，不需要凯恩斯”，意思就是中国还需要进行一步的市场改革，这是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在政府自己。因为政府现在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成为利益集团了，改革就要触动利益，政府又是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最大的阻力就是政府。
比如要增加土地供应，刚才我们讲了，为了降低房价，必须增加房地产的供应量，增加房地产的供应量，必须增加土地供应，你要想增加土地供应，必须把土地从地方政府手里解放出来，得让土地进入市场中去，能够让市场的力量配置土地。在楼价高、地价高的时候土地自然进入市场中。土地供应增加了，地价、楼价就下来了。现在这个机制不能用，不能发挥作用，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政府紧紧地攥住土地。土地都在政府手里，政府不希望低地价，政府希望高地价，为什么？高地价就意味着很高的卖地收入，就有地方财政。因此，中国的房价连着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土地制度的改革又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你不解决地方政府的利益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无法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无法推进，房价、房屋供应的问题解决不了，障碍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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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主编 何力
多数人看见，少数人看透。但少数人的意见要变成多数人的共识，并不简单。网聚人的力量，找到大善，找到方向。
——《21世纪经济报道》创始人、主编刘洲伟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间，经济学家群体承担了引领、教导、呼吁的作用，他们在被社会赋予太多光环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我想未来他们也许还要面临更多关于学识、学风、道德等层面的拷问。这就是社会和时代对他们的依赖和期望吧！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
《中国经济这些年》内容独到且深入，对于了解中国经济趋势以及企业的成长颇有启发。
——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