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精英缺失的第二个原因是行政决策中客观中立的政治难题。即便是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杰出成员也很少免于批评，且他们通常要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几乎都曾依靠其在学术、商业或者政治领域内的卓越成就而赢得殊誉，但很少能在置身其中的行政管理领域取得成功。他们的权力不是源自于智慧或经验，从而贏得个人名誉，而是基于白宫、国会或者媒体的积极支持。因此，行政官员愈是接近这些权力中心。通常愈容易激起公众对之的偏见。
事实证明，美国政府官员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同僚更具利益偏见。如针对西欧和美国政府官员的调查表明，美国官员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导向。美国官员与利益集团打交道的频率比其欧洲同行高得多，与立法者接触的机会同样也多得多。客观中立的行政管理不是美国政治体制所鼓励的，大体上来说也不是其所提倡的。
此外，并不能轻易推定，美国产业政策工具已赋予其官员独立威信。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cter）曾说过，“健全的政府机构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而不是凭主观臆造的”。西欧、日本显赫而自信的行政体制形成于健全的议会制度之前。而美国恰恰相反，其民主政治体制率先形成。因此，美国政治官员们并不敬畏其近几十年来新创立并发展的行政体制。
因此，由于缺乏受人尊敬而又公正的行政官员，美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将很可能遇到既有经济计划所面临的同样的政治问题。因此，当这些产业政策关涉重大经济利益并对广大选民利益造成直接影响时，政府官员对该产业政策不应袖手旁观。就此而言，前文讨论的国家工业复兴政策似乎并不能为此提供例证。同样，新近关于协调性计划政策经验的国防采购也并未刺激其应有的自信。尽管国防采购对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并因此授权给一批优秀的军官予以执行，但有关武器系统与军用物资的采购决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些极力为家乡（州或地区）争取财政支持的议员们的影响。诸如此类国会干涉产业政策日常实施的活动已严重损害了行政机关职责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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