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像其他公共部门的活动一样，在结构上是男性的，尽管它表面上是中性的：因为女性承担的重担是家庭功能中更重要的一方面，不然生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公共行政也只能继续像以往那样运作。因此，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辩护可从以下两点着手：（1）对女性一系列义务的分配，不管多么必要，通常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或不重要的，这与对女性的这种次要位置的看法是一致的；（2）限制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或者是她们必须投入的时间和精力。<br> 这种安排的性别维度是相矛盾的。国家依赖于家庭，但是基本上只承认与家庭议题相关的政治问题（可以见到的是，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问题经过多久才成为一个政策议题）；从自由主义理论来看，女性被视为“公民”，但是在现实中，不管是正式的（法律）也好，还是从事实来看也好（通过对她们承担家庭义务的需求），她们对公共生活的参与都受到了限制。<br> 正是这种性别矛盾构成了行政国家中女性的困境，这也是我在书中指出的。探讨性别困境涉及每天的生活实践，例如在家庭、组织和政治层面所发生的事实，以及理论家们所说的事实。它包括努力去消除那些理所当然的行政实践和有关这些实践是被如何思考和记录的：什么构成了适合的男性和女性行为的概念——即性别，我们要去明确其有关性别概念的模糊、差别、矛盾以及未说出的假设。目的是要指出这些行政理念和行为模式对女性所构成的伤害，并重新思考改变这些思想和行为的基础。我想指出，这些被广泛认可的共识低估了女性的贡献和利益，限制了她们的政治和社会自由。当然，性别的这种动态机制也限制了男性的选择，他们发现，可以随意使用的追求和行为模式要比他们本身能够想到的狭窄，因为他们不得不担心被认为是“女性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思想模式的凝聚力在于使女性保持着相对于男性较为弱势的地位，因此它们对女性的影响是更为严重的。<br> 在公共行政学科，探讨性别困境问题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如种族、阶级并不重要。以性别为基础的压迫是与以种族或阶级为基础的压迫联系在一起的；性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主要的原因，而在于它作为一个观察的角度使人们可以看到其他角度可能错过的问题。由于有色人种女性、工人阶级和贫穷女性们的批评，人们最终认识到这点：她们指出了女性主义思考的狭隘性。例如，她们注意到，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如何将她们自身视为女性的典范，这其实是重复了男性长期以来所依赖的这种假设，即他们是人类的典范，而女性不是。作为各种不同女性之间的互动结果，这些批评使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经验和社会地位的理论前景（Lugone8，1991）：即对存在的各种差异进行区别对待，而不是将它们过早——或永远——简化为一个普通的名字。我尽力在以后的研究中记住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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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评沦》
我愿意鼓动你去购买这本书……至少公共行政领域中的每个人都应当读这本书，并且将其作为经验研究的指南，对其进行解释、质疑、讲授和运用。
——著名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肯尼思·J.迈耶